聚焦第四次全国“严打”:群众安全感下降成主因

　　在记忆中渐行渐远的“严打”，6月中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此番全国“严打”，原因是什么，手段和措施与以往几次“严打”有何不同？社会对严打思维有何疑虑？

　　有学者认为，“严打”只是公安部门的工作部署，很难威胁到检察院、法院的依法起诉和依法审判，不过，一些地方打黑风暴中的“公检法联合办案”，以及各地“打黑除恶”行动中政法委牵头，表明这种看法过于乐观。

　　6月中旬，公安部宣布，在全国开展7个月的“严打”行动，锁定的重点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暴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此前，各地频发的幼儿园血案、法官被刺等案件，刺激着公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中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恶化的社会治安状况，在 1983年、1996年和2001年已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严打”。公安部这次全方位的行动，意味着第四次“严打”已经展开。

　　为何“严打”

　　从公安部发布的信息来看，群众安全感下降是“严打”的重要原因。

　　今年上半年，从福建南平到江苏泰州，短短数月，杀童案频发，以至于公安系统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校园安保。从20年前的不需要家长接送孩子，到现在校车接送、配备刀叉、保安巡逻，甚至民警驻校，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可见一斑。

　　近段时间以来，另一个受威胁的群体是公务员。直接接触群众的公务员最容易成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牺牲者。6月份，湖南永州发生的3名法官被枪杀的事件，令许多地方法院纷纷加强安保。

　　相当多的数据和事件显示，今年以来，公安系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治安压力。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回应杀童案时也表示，社会转型期间，一些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很容易激化为刑事案件。而每一起刑事案件积累的怨恨，又将再一次刺激公众的不安情绪。

　　“社会很需要严厉打击这类犯罪来震慑一下，清理一下。”一位公安系统人士说。

　　与具体案件相对应的是数字。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9年1月至10月全国公安机关的刑事犯罪立案数量达到444.3万起，比2008年同期上升14.8%。同时，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出现了上升趋势。

　　6月中旬，公安部迅速部署“严打”，无论是公安系统内部还是外界，都认为这是公安部对外界的表态：中国警方将采取行动遏制这种暴力犯罪频发的态势。

　　也有部分人士认为，这次“严打”还是对重庆打黑的表态。“严打”行动部署之前，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前往重庆调研，肯定了重庆打黑“稳准狠”。当时外界便猜测，公安部可能会推广重庆的经验和做法。

　　此次严打锁定的对象是有两类，一是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暴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另一类被称为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类型，如电信诈骗、拐卖妇女儿童、黄赌毒、两抢一盗等等。短短半个月，从媒体报道来看，各地公安部门的“严打”行动都已迅速展开。

　　早些日子，北京警方新任局长傅振华上任之后，就停业整顿了涉黄场所“天上人间”夜总会。此次各地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黄赌毒”为打击目标。如6月，南宁市一夜之间就查处了309台赌博游戏机；广州警方则与部分娱乐场所签订亚运安保承诺书，用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辉的话说：“在广州，‘黄赌毒’场所绝没有生存的土壤！我们是先礼后兵，接下来继续用最强的力度来打击黄赌毒。”

　　和前三次不一样

　　相当多法律界和公安系统的人士并不认为这次“严打”能和前三次“严打”相提并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与 2001年进行了“严打”，均由各级党委牵头，公检法司一起上阵。“这三次更多的是国家暴力实施的‘专政’行为，针对的是一切治安犯罪案件，贯穿着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中国政法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告诉记者，眼下这次“严打”只是公安部一家的执法行动，出于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的需要。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副主任刘仁文注意到，部署严打行动的领导仅是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这就说明这次‘严打’检察院和法院是排除在外的”。

　　事实上，前三次“严打”中，“严打”的运动式特征及威慑力也在一次一次地减弱。1983年的“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当年数十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各界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形成了打击犯罪全民动员的局面。“严打”的结果是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而1996年和2001年的“严打”，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但党、政两家依然统一行动，针对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犯罪井喷”。此时的中国，法治的理念尚未完全渗入国民意识以及执政者的思维，这两次严打，表面看起来依然是国家机器的强大的专政力量，更深层次的则是执政者对社会控制的焦虑。

　　自从2001年“严打”之后，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就已转化为“宽严相济”，依法治国成了一项不可撼动的执政理念。所以，刘仁文认为，公安部在9年后再次提出“严打”口号，更多的是借用了这一词。

　　即使是公安系统内部，也并不认为这次“严打”会令他们进入另一种工作状态。“我们没有太具体的深入策划，还是按日常的工作部署，在抓好全国的重点的同时抓好自己的重点。”某地公安厅人士告诉记者。

　　北京在上星期部署的打黑除恶专项工作，就延续了前些年的做法，不过强调工作的重心在于“基层政权选举、建筑施工、房屋拆迁、非法调查”。

　　刘仁文还认为，公安部在这次“严打”中更多的强调是整治，比如强化巡控措施，扩大巡控范围；强调从源头预防，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力度，比如以“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为重点，解决突出的治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