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可怕的法律面孔叫人如何亲近

　　最近，作为“五五普法”验收检查组的成员，有机会到相关单位和地方去“观光”当地的普法成果。成果当然很辉煌，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一直到依法治水、依法治矿、依法治校，都通过普法而得到了推进，这个大家都知道，也就不用我再废话了。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普法的内容及沿途的“法治标语”。一路上，诸如“乱砍滥伐要判刑，烧山要坐牢”、“严厉打击××犯罪行为”等标语时不时会撞入眼帘，提示这里浓郁的普法氛围。深入乡村，这种标语就是普法中的常见形式和重要手段了，因为其简洁明了，乡民能够一眼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据报道，许多地方的普法标语也都差不多，比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之类。让人看后多半会心惊肉跳，对法律油然而生畏惧之感。

　　突然之间，就想起我在农村的那些父老乡亲，每每和谁(大抵是有点权位者)有点矛盾冲突，往往一句话就脱口而出：“老子又不犯法，你能把我怎么样！”。于是联想：法律，在我们这个乡村社会的纯朴农民们的心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具体形象会很复杂。不过，法律固然是打击“坏人”的，但从乡民的心理上来说，大家必然敬而远之，惟愿这一辈子不要和“法律”打上交道。虽然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信息的传播，情况有所改观，但总体而言，这一点仍然在乡民心理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实际上，从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历程来看，真正引起乡村重视的是刑事法律。这与传统的“有刑无民”、轻权利重义务有关，也与传统乡绅治理的消失有关。但建国已历60年之久，此一心理依然强势，则必须从“一五”至“五五”普法教育的内在理念进行反省。其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普法是让人们知道法律是自己的权利保障依据，还是法律乃预防、打击犯罪或设定公民义务之国家工具？

　　这关系到普法者的普法是以实现威权管理为目的还是以实现深层次社会治理为目的。或者说，普法教育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

　　很显然，目前的普法教育，基本是以如何让人们守法，以便于对社会进行有效率的管理为目的而设计的。于是，在普法教育的过程中，多是对公民义务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强化对法律强制性的“放大教育”，并以此为主进行普法教育重点内容的拟定。包括普法的形式，也都由此决定。每一年，都会进行相关的公审公判甚至公拘公捕大会，组织者认为是对“群众”生动的普法教育。此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强硬的普法教育方式，确实阻碍了公民一睹法律“美妙的一面”，阻止了公民亲近法律之心。事实上，由于权利意识在普法教育层面的“地位”不高，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目前，困扰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访问题，有趣的是，上访者多是来自底层的普通群众，也即历来普法教育的重要对象。在上访过程中，各级信访部门多会苦口婆心地请上访者“相信法律”，走法律程序。事实上，确实有相当多的上访事件，本应从司法上进行解决，或者从法律程序上进行解决，但理虽如此，却依然挡不住人们信访的脚步。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法律在他们的心中，就是“打击坏人”的，我“没有犯法”，关“法律”什么事？这不能不说是对长期以来普法教育成效的讽刺——指望通过普法教育提高管理效率，结果却因此而导致管理效率被拖住了后腿。虽然不能把这一问题完全归结于普法教育上，但作为一项积极的法治社会建设措施，其问题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普法教育中，其实最应当考虑的是法治意识的建立，而不是法律条文的普及。法治意识的建立，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公民亲近法律，视法律为“日用品”。要让人觉得可亲，就不能只令人感到畏惧。如此便需要在普法教育理念中，必须以“权利”为本位。当建立起真正的权利意识时，法律义务意识的建立就成为必然结果，权利行使须与义务履行并行必会成为共识，法治意识也就顺理成章了。

　　少年时，我们邻村一个人犯了死罪，当时被押到村里进行公判，几个村子的人都被通知去“接受教育”。那人被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枪决，黑洞洞的枪口便成为我对法律的第一印象。后来深入学法，自然明白了真正的法并不是那个枪口。不过，恐怕参加过类似公判公开执行的人，身后都冷嗖嗖的吧！而如今一些“依法治理摊贩”、“依法拆迁”所表现出来的“普法”形式，又会给人怎样的心理暗示？

　　如果法律一直给人如此可怕的面孔，又如何能指望人们亲近她、相信她并尊重她？廖德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