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另外的国家照搬中国模式，那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从国际公认的经济学来讲，中国的成功能解释得通，因为其特殊的经济模式赖以构成的要素是普遍的。

　　一年来，有关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否成功引起诸多争议。而今天，这个问题已尘埃落定。在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出现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今年将取得8%的增长率。而且，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说，“这种飞速增长是可持续的吗？当然！”

　　在这种成功到来前的30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年平均增长率达9.8%。中国的城市投资一年里增加逾30%，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投资却在下降。中国的银行贷款逆势增长，而在英国和美国，贷款的缺乏阻碍了经济复苏。而且，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丹尼·科尔教授不久前指出的，在过去25年里，中国对世界消除贫困的贡献率达100%。

　　不过，一方面中国强调其经济制度具有“中国特色”，不寻求把其经济模式推向其他国家，政府说他们的职责是带领13亿人口的国家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中国认为其自1978年的政策遵循了“经济规律”。

　　这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中国特定的政策组合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确实具有“中国特色”——如果有人试图想去怀疑这种特色那就太愚蠢了。若另外的国家照搬这种模式，那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从国际公认的经济学来讲，中国的成功能解释得通，因为其特殊的经济模式赖以构成的要素是普遍的。

　　虽然中国不想推广其经济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能从中汲取经验。类似的分析显示，首先，中国之所以应对金融危机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的政策不仅在实际中行得通，而且从经济学理论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其次，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经济政策的构成要素，可以成功地用于议会民主制国家。这里有必要澄清这种政策的关键要素——不仅考虑到中国的实际运用效果，也考虑到源自欧美的经典经济学理论。

　　首先是中国的政策符合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原理。英国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初阐明，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已被现代经济学证实。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分工必然是国际性的，高水平贸易是参与劳动分工及从规模经济当中受益的惟一途径。在中国经济中，高水平贸易对其“开放”进程至关重要。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不可避免导致资本利用率和生产率低下，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其经济模式的必然一环。

　　其次是中国高度的投资水平。现代经济学研究证明，在劳动分工确定之后，经济增长的最大要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这不仅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也适用于发达经济体。

　　第三点对于金融危机具有决定性——现代经济学认识到，造成衰退的主要力量是投资下降，因此主张通过低利息率及短期预算赤字克服投资不足。但现代经济学还认为，“一定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被证明是确保最大程度充分就业的惟一手段。”

　　但在一个完全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这种“一定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不可能发生。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它不必依赖间接手段(降息和预算赤字)来影响投资。中国可以通过其庞大的国有公司部门增加投资，命令其国有银行贷款。而在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还在徒劳地请求英国银行增加贷款。

　　中国的经济政策确实极具中国特色。但这种政策赖以构成的基本要素，符合公认的经济学规律。(英国《新政治家报》John　Ross 译者/古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