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需消除“企业冷漠” 政府管理勿留死角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大量劳动力的生活服务，企业便形成了包吃包住的“小社会”模式，大墙一围，自成系统。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乐得如此，从而助长了这样的“独立王国”的形成。

　　围墙圈起来“社会”，必然是畸形的社会。在2.3平方公里、45万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对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像钟表一样地生活着。

　　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有自己的好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政府长期对“巨无霸”企业管理脱节，会使工人的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不少企业用工超时，非人性化管理、精神保障设施不全等弊端得不到监督和纠正。把工人推给企业甚至是资本家管理，表面看是得了利润，甩掉了管理包袱，实质问题和矛盾根本没有解决，一旦出现极端事件，还得记到政府头上。

　　“人生幸福感需要的亲情、友情、归属感，而这些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最缺乏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是没有退路的社区人，但是我们相关的社会服务却没有及时跟上。仅仅把他们看做维持生产的劳动力，而忽略了他们的生活发展需求，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李涛说。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认为，长期以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承担了最苦最累的劳动，但是得到的回报却是最为微薄的，牺牲是巨大的。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些一直忽视的“精神损伤”现在日益显化，这种精神损伤来自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绝不是配备几个心理医生，通过心理疏导就能够彻底化解的。政府、社会和企业当务之急是在实物福利提高之后，必须加大产业工人“精神福利”的支出。

　　据了解，新一代产业工人文化消费欲望强烈，但是精神生活苍白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规划、建设中很少考虑到农民工的文化娱乐要求，他们消费得起的文化场所少之又少。一些基层社区干部建议，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以解决，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丰富产业工人的业余生活，加快他们与城市的融合，消除他们边缘化的感觉。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了”。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会需创新方式

　　企业职工的权益要想表达有力，工会无疑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遗憾的是，一些工会从属性定位上说是职工组织，实际上更像政府或企业的一个部门，很少发挥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5月底，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意见特别强调，要引导职工以理性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抓好劳动关系矛盾的排查和化解。

　　专家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劳资矛盾将成为一种常态。而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则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能力。“劳资是可以共存的。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派出代表，通过正式、规范的协商程序，对企业经营发展和职工权益保护等问题进行平等协商，虽然可能用时较长，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但是劳资关系处理的过程是可控的、稳定的，协商的结果也能令各方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说，只有建立这种体制内的正规渠道，才能避免矛盾激化、恶化。

　　卓勇良说，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犹如进入了一个可以无限制使用劳动力的天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工会话语权很小，很多企业还没有工会。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认为，要改变当前工会在企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可以通过向社会公开工会事务，由上级工会和社会来监督企业内部工会履行职责。此外，目前沿海地区一些行业正在探索的工资谈判制度可以扩大到其他领域，比如休息时间的谈判、女工权益的谈判等。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必须考虑到最弱企业的生存，但它有时反而给一些刻意盘剥职工利益的企业提供了支持。因此，必须将企业的职工工资法制化、企业效益透明化，比如制定一部能够在维护资方利益和保护职工权益之间求得平衡的《工资条例》。政府在确定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还必须明确职工的工资必须与企业的生产效益挂起钩来。

　　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最大合力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告诉记者，消除“企业冷漠”最现实的途径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另外也应该允许员工组成自己的社团组织。这一方面可以更好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为员工提供心理疏导的渠道。

　　专家指出，要充分借助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社会合力。党委政府应该以更为宽容的态度为产业工人组织创造更优化的生存环境。“类似富士康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服务远远滞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推动社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传统社区的专业化改造、培育民间机构等方面着力。”李涛说。

　　杭州市专门为农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说：“产业工人通过自助互助性组织来维权，其实可以推进产业工人维权活动的有序化。新一代产业工人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如果他们要进行维权活动，通过组织进行，对社会的冲击会小一些。事实上，政府如果与这些组织保持密切沟通，也可以及时了解产业工人的权益诉求，提早化解风险。”

　　据了解，为了应对新一代产业工人物质权利、精神权利的诉求，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已经开始提升工人工资水平，但在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的努力上，位于产业链末端的中国制造业已经有点力不从心。“西方品牌商难道不应该有所反思吗？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如抵制不良企业的产品等)，逼迫他们最大限度向产业链终端让利，提高工人的待遇。”李涛说。（记者 刘大江 章苒 傅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