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民调已成广东决策部门听取民意重要渠道

　　广东民调的“社会温度计”

　　第三方民意调查机构已成为广东决策部门听取民意的重要渠道，其公正客观方面的实践具有标本意义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7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广东“社会温度计”，被当地媒体以头版大篇幅刊载，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号：民心民意，那种曾经被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向背，公众情感，有了量化的数据。用“社会温度计”这样形象、新颖的比喻来概括社会调查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广东民调的活跃程度。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近年来，无论是“半官方”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还是“民间”的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都在促进“下情上达”、“官民沟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成为广东有关决策部门了解社情、听取民意的“第三方”渠道之一。在民意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构成了我国民调领域鲜活的“广东样本”。

　　第三方民调探寻“民意家底”

　　在广东的民意调查领域，除政府统计部门下属的国家调查队之外，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和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这两个“半官方”或“非官方”的民调机构表现得十分活跃。此外，部分高校的科研力量及其他社会机构也在从事民意调查活动。

　　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家调查队以调查“民生家底”主旨，往往采用调查项目和口径较为固定的“主题先行”模式，其调查对象覆盖企业、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而各类半官方的、民间的民调机构的调查方向则更多地集中在“民意家底”，以其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视角来弥补官方民调的局限。

　　有关专家认为，区别于官方调查机构的第三方民调机构的出现，为获取真实民意、避免信息扭曲导致决策失误，以及扭转“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8年成立的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国内民调机构中堪称“元老”。该中心总干事赵建平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社情民意中心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州较早出现民意社会需求催生的产物，当时的广州市委领导认为，光靠单一官方渠道的座谈、逐级汇报等传统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建立“院外”的民意调研机构，才能更有利于与民众沟通，为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民意依据。

　　“院外”一词不仅表明了地理位置，也极为生动地诠释了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性质。据赵建平介绍，由于当时国内体制改革还坚冰未破，所有社团组织一律姓“公”，都吃“皇粮”，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便成为一个“不定机构规格、不给编制、不给经费”，只“给政策”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组织。

　　相比之下，后出现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则带有“半官方”性质。该中心常务副主任冯胜平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经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编办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因为受到省委领导重视，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第一届名誉主任由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担任，21个地级市的书记、市长、宣传部长都在中心担任高级顾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一直兼任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冯胜平说，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展到现在，固定的工作人员有40多人，专家委员会多达500人～700人，并在21个地级市都组建了调查队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有1000多人。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梓桢认为，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定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上把它看作和政府关系比较好的第三方，政府却认为它是民间组织。由于这种特殊的定位，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在调查民情时，还肩负着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职责，作为省委、省政府决策的科学信息库、思想库。

　　“饿老鼠”的生存方式

　　“社会温度计”专题调查今年5月起在广东省内启动，按照区域分布和人口结构特征随机抽取了广州、东莞、中山、江门、珠海、河源、汕尾，湛江8个市5200个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868份。主要问题涵盖城镇居民“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最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当前最关注的问题”、“认为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等。

　　这项专题调查的结果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各地专家的注意。作为“社会温度计”专项调查的负责人，郑梓桢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一个让他酝酿多年的项目，此次顺利实施要归功于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依托市场做公益”的运作模式。

　　郑梓桢曾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退休后来到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当了一名“不挂名”的专家委员会主任。谈及前后两个单位的区别，他形象地比喻：“社科院是不愁吃穿的‘胖老鼠’，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是自谋生路的‘饿老鼠’。”

　　他解释说：“社科院靠政府养活，很多项目对他们来说可做可不做，但在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我遇到的是一帮‘饿老鼠’，单位自负盈亏，项目不搞不行。在这种体制下，市场教育了他们，这些人干活更有积极性。”

　　成立之初，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为保持第三方立场，选择了自筹经费，不拿院里一分钱。对此，冯胜平戏称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运作方面，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会做一部分商业调查项目用来盈利，赚钱后再投入公益性的调查项目，以此在公众当中提高影响力。

　　“公益性调查项目的影响力是民调机构生存的根本。”冯胜平说：“像我们这样的民调机构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项目，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经费是做这些事情的。只有这些公益项目客观公正、有影响，我们才能同时获得市场的认可。”

　　对于这种政府领导、不给经费的做法，赵建平至今赞不绝口：“为什么政府不给钱？因为给了经费之后，民意调查的调子就会跟着政府部门走。一旦民意调查的结果受到人为干扰，决策层希望获得真实信息的意图就会落空。”

　　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工作人员粟华英介绍，21年来，关于水、电、煤气、公交车票提价、物价、治安、教育收费、医保、社保、劳动就业、购买住房、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诚信、农民工维权、食品安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等，这些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与社会诸多领域紧密相连的问题，在民意中心多年的课题调研中占有显著地位。关于这些热点话题的调查，往往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响，民意中心的电话常常被打爆，来访群众不断。

　　“民意不能成为‘摆设’，让民意真正参与决策”，这是社情民意中心近年来发挥积极作用的真实反映。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这种深层次的调查与解剖，为政府化解‘非主流’融入‘主流’民意提供信息支持，也是民调机构功能与作用与时俱进的一个创举。”

　　戳破“皇帝的新装”需要勇气

　　近年来，官方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频频遭到网民质疑，还催生出“被增长”、“被满意”等网络热词。仅以收入分配为例，在普通百姓当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人都认为收入少，别人比自己拿得多。小老板说公务员收入高，公务员说国企待遇好，国企职工又说做生意的富。老百姓不清楚彼此间的收入状况，更对政府发布的收入分配数据普遍存疑。

　　老百姓不愿意看到收入“被增长”，更不愿意调查结果变成打着科学旗号的“被满意”。当民调机构的调查数据无法做到客观真实，民心民意在“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上就也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而民调机构的尴尬之处还在于，要接受“官意”与“民意”的双重压力，往往两边都“不讨好”。在摸民意家底的调查当中，某些部门和地方领导抱有“皇帝的新装”心态，谁也不希望调查结果揭开自己的“新装”，露出赤裸裸的真相，伤害到自身或本部门的实际利益。

　　一名长期从事民意调查的专家说，在中国做民调非常困难，当你的民调结果和“被满意”不吻合时，就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有时还有被扣帽子的政治风险。从事民调行业21年的赵建平告诉本刊记者，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窗口”行风调查结果公布后，不止一次地遇到这种情形：满意度高、排名第一的，打电话表示感谢；满意度低、排名靠后或倒数第一的，往往由部门主要领导带队前来民意中心质疑，“你们是怎么评出来的？”“为什么和我们的调评不一样？”……

　　一些调查对象由于不满调查结果，甚至把民调机构视为“眼中钉”。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做完业主对楼盘管理满意度的调查后，满意度倒数第一的房地产公司马上通过各种压力渠道，要求核实调查是否真实。

　　尽管如此，在近年来政务公开、第三方监督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民调的接受程度和呼应程度都有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今已有31个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进行过民意调查。广州市政府纠风办更是下发“红头”文件决定由“第三方”通过“民调”的方式来进行行业行风评议，从2003年起，民意调查结果占行风评议30%的比例来评定。地税局更将民意中心的调查结果规定占年终考核50%的比例。

　　赵建平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党政机关对民意的需求已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成熟阶段。冯胜平也表示，虽然面临压力，但民调机构更要坚守原则，不唯名不唯利，只唯实只唯民意，用独立客观的民意调查还是能够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政府的支持。

　　行业培育缺乏长效机制

　　郑梓桢告诉本刊记者，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队伍过去在专业性方面有较大的欠缺，随着一次次调查的开展，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形成了四个层次的较为成熟的调查网络体系：

　　一是由顾问和专家委员会确定紧扣时代脉搏的选题；二是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组建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队伍，与研究中心保持合作关系，按项目计算酬劳，有淘汰机制；三是每个地级市的样本库都有600份样本，针对不同对象，可进行访谈式、问卷式、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的调查；四是定期编发《广东省情内参》《广东省情调查报告》《广东社情民意调查报告》。

　　但由于缺乏对整个行业的长期培育，目前第三方民调机构普遍面临“缺钱少人”的困境。冯胜平告诉本刊记者，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经费是按照国际惯例来做的，每笔调查都有单项经费，某些认为这项调查有价值的机构或个人愿意出钱来做，我们把他们称为“志愿者”。但对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来说，仅依靠志愿者“自掏腰包”远远不够。

　　广州社情民意中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赵建平表示，中心一直没有政府财政拨款，实行独立核算，主要靠理事会单位的无偿赞助和承接委托项目适当收费开展民意调研工作，成立21年来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时至今日，每年还得四处筹集200万元作为运作经费。

　　因经费不足，一些民调机构的业务开始向商业领域的调查项目倾斜。冯胜平介绍，目前，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业务项目分为两块，各占全年业务经费的一半：一类是像“社会温度计”的公益项目，为政府和社会服务，提高公众影响力；另一类是受企业或其他部门委托的咨询项目，用于机构营利。但问题是，“现在经营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比如一些本应政府出资承办的项目、活动，都让我们来承担，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在人才培养方面，民调机构也面临断层的危险。郑梓桢指出，如果“缺钱少人”的难题不能顺利解决，可能导致民调机构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他说，由于经费缺乏请不到人才，做不出高水平的项目，就更加吸引不到投资。

　　冯胜平坦言，在经费少、待遇低的情况下，民意机构培养的人才经常被大企业高薪挖走。靠组织的文化理念聚拢的人才往往是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30岁～40岁的人才面临生活压力很难吸收进来。

　　多元互补格局有待完善

　　业内人士指出，社会各界信任第三方民调机构还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民调机构要把品牌做大做强尚需一段时日。政府要加强对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扶持，建立一个多元互补、合作发展的民调格局。

　　赵建平认为，民间调查机构能够集中民智发挥作用，在新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所具备的积极力量是官方机构无法比拟的。所以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民调机构的发展，解决民调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扰。

　　冯胜平具体解读说：“未来的趋势是做纯商业的民调机构可以生存下去，像我们这样介于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的机构，要做到政府和群众都信任就非常困难，所以必须重视信誉和品质，把品牌做持久。现在政府虽然很支持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但还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扶植，把国内的民调行业培育起来。”

　　首先，政府应通过购买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服务进行市场培育。多位专家指出，在国外，政府会花钱购买民调机构的社会服务，但在国内，这笔钱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如果能够多扶持一些第三方民调机构，可以起到互相促进提升水平的作用，并在市场上形成良性竞争。”

　　郑梓桢认为，社会管理应该有所创新，建立一个适合现代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只依靠官方的民调机构，调查社情民意也是一种社会服务，政府购买民调机构的服务既能了解民意、汲取民智，又能建立起培育民调行业的长效机制，是值得探索的一条路。

　　其次，建立民意基金会的管理模式，解决民调资源有限，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问题。赵建平说：“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造成民调资源的有限，制约了民意中心的发展，希望能实现民意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另外研究人员流动性比较大，队伍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而更为重要的是，民意中心等民间组织机构更渴望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公正看待。”

　　作为刚刚起步的新兴行业，民调机构的健康发展还离不开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室主任助理王文俊认为，不应赋予民调机构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要有太多的监督情结，作为一个专业民调机构，它只是反映了民众对某项政府行为的评价，起到的是民意检验的作用。

　　“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正面看待这些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官意与民意相左时，有关部门不要对民调机构随意扣帽子，不要随意与政治意图挂钩，民调机构来于一线，旨在对民意作客观独立且负责任的调查，正规的民调机构应赢得全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赵建平最后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毛一竹孔博陈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