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见远成都人，听证6年，参会20多次。只为表达心声，维护公民权益
崔盐生杭州人，74岁，10年参加32场听证会，其中7次关于涨价，6次反对
公众信了才会来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应松年
对听证会上常露面的“听证专业户”，需要分情况判断。
如果这些人中确实有相关利益方面事先安排的，这就是伪造民意，当然不允许；如果真的是出于对公共事业的热心，倒也无可厚非。
但是从效果上，“熟面孔”一再出现，会导致听证会参加人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听证很难全面客观。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听证会结束后还是要采取一定的弥补措施。比如，对听证结果或者相关政策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广泛集纳观点。
“报名的人少，经常报名者被抽中的概率也就大”，一些听证会主办者的苦恼也可以理解。但是公众认为，反正逢听必涨嘛，既然如此，参加了没用。
我想，这里反映出来的是，听证会在中国实践了这么多年，到了需要思考如何重塑公信力的时候了。
如何重塑听证会公信力？
首先，还是应该保证听证会参与者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在代表选定时，对持不同观点、立场的代表都有所照顾，保证听证会上不会是一团和气、意见一边倒。
其次，主办者一定要准备完备的报告，向代表详细阐述进行调整的原因。说清楚了，听证会代表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情况，得出自己的判断。
第三，对于听证会上没有采纳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及时反馈，说清楚没有采纳或者作出相反决定的原因。这是对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尊重。
作为前提，听证会的程序要严格合乎规定，要由没有利益关联的中立方来举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听证会的公正。
听证会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也是政府实现科学决策的途径。意见听取越广泛，决策才能越科学，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水平至关重要。
这一切的基础必然是，只有让公众信，才能让公众来。(本报记者苗苗采访整理)
张见远：最反感说我被收买
我是2005年开始涉足政府听证会的，到目前为止，我参加的大小听证会已经有20多次了，有四川省的，也有成都市的。
这其中，只有一次是四川省消协邀请我参加的，其余都是自己报名。
我对听证会热心，和我的经历有关。我下过海，做过边贸，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还去过非洲、欧洲。最后回到成都，在一家医院就职。
多年走南闯北，特别是多次到国外，我耳闻目睹国外民众参政议政的情况，每次都很感慨。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如今也允许和鼓励老百姓听证，我很高兴，很乐于参加，很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
我最反感有人说我是被政府“收买”去参加听证会的，那是瞎说。当听证员也要靠竞争，要PK。
有一次，成都市举行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立法听证会，报名的有30多人，正式听证只需要6人。有关部门对我们进行初选，报名者各自发表意见，公平竞争。有一次成都市十佳新闻工作者选群众评委，报名50多人，确定3人，我被选中。
在听证会上，我坚持我的观点，从不人云亦云。比如去年讨论成都地铁票价，我主张两元一票制，与政府部门的规定不符，但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还有，去年成都热议的城区占道停车收费问题，我持反对意见，我的意见被提前透露出去，有人就阻碍我参加听证，完全不是有人说的给政府当“托儿”。
参加听证会，没有任何报酬，吃饭自备，有时连喝水都是自己带。参加听证会，为的是维护公民的权益，我是凭公民的良知和正义感去参加的。(本报记者刘裕国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