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日前在《南方周末》撰文，在论及如何破解县级政治中存在的“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司法权力地方化”等中国司法问题时，指出关键是让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县政权控制，人事、财政、业务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

　　不难看出，于教授对当下中国地方司法活动掣肘尴尬的忧心忡忡，他提出的将县域司法直隶中央，无疑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思路。可以肯定，至少这样下去，地方政权对当地司法的干预会得到一定削弱。但细细一分析，这种设想如果落到司法实践中，仅就“人事”来看，就未必行得通。

　　首当其冲的是，中央不了解地方人选。根据现有法官法等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本院院长只能任免助理审判员。我不知道，于教授所指的“中央政府”是指全国人大，还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但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全国人大，都无法了解和掌握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一个县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人事情况，这还包括十余万基层法官的基本信息。若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推荐，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通过，恐精力再充沛的推荐者、表决者，都得“望而兴叹”。

　　浩如烟海的人事信息，如何搜集、汇总、分析，如何组织评议、考核，都是异常繁重的工作，何况最高人民法院还承担着司法解释、审判案件的重要职责，全国人大兼有立法与监督的重要职责。在自身无力解决的情形下，中央可能还得借助省、市，甚至县政权的力量，而这种借助又可能会在现实中削弱中央对县级司法直辖的控制力。

　　再者，地方影响力也不会跟随县域司法直隶中央消失。中国乡土社会传统影响强烈而深远，甚至形成了“地方性知识”、“纠纷解决”、“巡回审判”、“坑上开庭”、“剪裁事实”等独特的乡土司法理念。现实中，无论是地方法院也好，地方法官也好，即便人、财、物都直隶中央，可是日常工作、生活都无法离开地方而超然独立。地方政权仍有可能在其子女教育、家属工作、基建项目等方面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影响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消除。

　　事实上，县域司法直隶中央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监督力。将县级法院、检察院统统上归中央直管，将带来当地权力机构无力监管等一系列的监督难题。于教授曾提出，为了防止县级司法机关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可以施行司法人员流动回避制。但任何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基于人性的考虑，事实上，法官不可能因为地域的改变，完全摆脱利益的影响，也就是说，仍然存在贪腐的可能。俗话说“山高皇帝远”，要想完全依赖来自中央的监督，清除那些显而易见的“害群之马”，可能并不现实。在西方，尽管法官拥有宪法及终身制保障等，但却无法脱离代议机构的弹劾监督。直隶中央了，没有权力的制约哪有权力的平衡可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颖的做法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违，涉及宪法文本、宪法性法律、基本法律等一系列修改，并非易事。

　　在中国语境下，实现县域司法的制衡，财政、业务倒在其次，关键在人事任免权。应在“制”与“衡”，尤其是“制”上求突破。权力制约的前提是分权。依靠惯有的体制内监督形式，很多时候流于形式，待到腐败暴露，往往涉案上千万、过亿元才“雷厉风行”地查处，这种事后诸葛的做法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如将体制内的监督权分割，使监督权的三项分权力:知情权、推举权和弹劾权，成为外部监督者也可以借助的强大力量。

　　现实中，可以考虑在现有体制大体不变的情形下，将监督关口前移，导入和加强公众监督的力量，赋予人们充分的人事知情权和一定的人事推举权、否决权。不仅政党、人民团体、人大代表有推举法院院长候选人的权利，也要赋予普通民众以一定的推举权;不仅是候选法院院长，所有法官人选的基本情况应当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在一定时期内向所有民众公开，接受公众的质疑、监督。而公众监督的情况，将作为任免与否的直接依据。通过还权于民的做法，赋予中国司法以更新鲜的生命力。(欧阳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