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昆明

　　“昨天女儿高兴地说要去院子里和小朋友们玩‘躲猫猫’，我听了后心里非常不舒服！相信这个词语最近让许多人都很难受。”在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看来，当面对一起严肃的公共事件时，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一些官员经常用词很随意，好警察再多，也禁不住“躲猫猫”的折腾。

　　原本是让小孩子快乐游戏的“躲猫猫”，2009年初突然变成了一个“社会敏感词”，原因是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里拘押的青年李荞明2月12日意外受伤后死亡，晋宁县公安部门给出了“玩‘躲猫猫’撞墙”致死的解释。尽管后来晋宁县公安局用“瞎子摸鱼”来否认曾经说过“躲猫猫”，但是后者已经在民众、尤其是网民中扎下了根，成为继“周老虎”、“打酱油”和“俯卧撑”之后的又一个网络流行词语。

　　令人瞩目的情况不断升级：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通过网络报名的方式招徕了一批网友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往晋宁调查，此举备受争议，最高检察院也意外派员“指导”案件的调查工作，网络黑客“攻击”晋宁县官方网站，而2月27日，云南省政府公布了“躲猫猫”案件的调查结论。

　　“中国网络知道分子”之一的云南籍网络人士“饕餮”表示，现在“公共事件网络化”越来越多的原因，是所谓主流媒体失职、失责的表现，互联网“乘虚而入”。主流媒体并没有给出对事件的质疑之论，所有“规范操作”给这起疑案留出了太多“虚”的空间，而当这个事件正要被其它海量信息淹没的时候，云南方面又组织了“网民调查”介入事件，从而导致舆论爆棚。

　　“躲猫猫”事件与不久前的“周老虎”事件、“天价烟”事件类似，都是由于悬念而导致网络舆情汹汹。不同的是，除了人命关天这一点之外，网民在官方主持下以一种具体形式介入现实政治之中。也正是因此，在“躲猫猫”事件真相大白后，网民的这次介入行动，依然处在争论的中心。

　　争议

　　2月21日凌晨，“躲猫猫”事件《调查报告》被发布到网络上，内容详尽记录了“调查委员会”在10多个小时里所听到、看到的情况，但是没有作出任何结论。于是，不少网民开始对这次官方发起的调查活动及得出的《调查报告》表示强烈质疑。调查行动遇到阻力，这一点本无悬念。除了有关部门依然在撒谎，会见并询问有关当事人、浏览监控录像等要求，也被当场拒绝。

　　“躲猫猫”未明了，“调查委员会”却被推向了遭遇质疑的地步，这应该是在伍皓等官员的预期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伍皓通过主动提及“五毛党”之嫌疑，并公开了发布、组织调查委员会之前与网友们的QQ聊天记录，力图显示个人在事件中的坦荡。不过，在聊天记录中，由于网友“风之末端”——也是调查委员会主任——向伍皓私下承认曾经通过写网文收取过政府有关部门的经济报酬，立即被广大网友“落实了身份”，引发了社会对政府管理网络方式的一些猜疑。

　　伍皓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表示不认可《调查报告》，“至少要把委员会的结论判断出来”。随后，“调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也不断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与言论，有些内容甚至与伍皓针锋相对，显示出双方的关系并非之前有人猜测的“一丘之貉”。调查委员会的副主任“边民”就公开宣称，在调查受阻时伍皓曾说“调查受阻怎么不打电话来让宣传部协调”,难道我们这些代表都是些法盲吗？电话一打，就坐实了非法干涉司法的罪名，之后委员会的任何对案情的质疑都会因为这个电话而变成无理取闹。

　　在可以想象的舆论氛围里，类似事件的焦点最后往往会被归结到个人身上：伍皓，1970年4月生，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西藏、云南任新华社记者16年，2008年12月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篇“挺伍皓”的网文说：“躲猫猫”相关事件调查，就网络舆论的不可控来说，只有两种官员会去做：一种是还没有被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哲学所污染的人才会去做；一种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人才会如此奋不顾身。

　　“我对于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做法是持称赞态度的，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伍皓一样开明、敢于创新的领导干部。网友调查‘躲猫猫’是我继‘仇和新政’后在云南省看到的又一个欣喜。”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其开了邀请网民参与重大敏感问题官方调查之先河，网友调查‘躲猫猫’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让网友这个群体的地位在现实里得到了承认，而且是来自于官方的承认，应该将其做个记号列入史册，以后可以对比政府工作是前进还是倒退了。”

　　2月21日，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开表示了对云南省委宣传部、对伍皓本人行为的支持，称“开创了宣传部门工作的一个新方式”，这样的消息让早已云集昆明的各家新闻媒体“为之一震”。对于本职工作为“引导舆论、监察舆情”的宣传部门的此次“破天荒”，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新闻媒体、法学界，或是社会民众中，都引起了极大争议，一时间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情绪热烈。

　　而西南政法大学的肖晖认为，利用网络和媒体的力量造势，由宣传部介入并且组织人调查司法事件，这是超越法律、以权代法的做法；调查委员会这一“法外组织”虽然肩负公民监督权的重任，但在法治社会里，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任何组织都不能开展涉及司法的调查工作。对此，伍皓事后也坦陈，“我确实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些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而在此之前，他认为“网络舆论要用网络办法来解决”。

　　在肖晖眼里，由一个意识形态浓厚的官方机构来组织一群来历颇受质疑的网民进行所谓的独立调查，只可能是一场闹剧，对网友而言仿佛是一种恩赐。这样的舆论监督容易变成被操纵的假民主，演化为某些人的工具。伍皓对此的公开解释是：“我想大家把这个事情的性质误会了，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以后，公众对这个事实真相渴求非常急迫，所以我们宣传部门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公众了解真相，尽可能还原真相。”他还表示，“对网络的舆论一定要尊重、要敬畏，对网民的言论要善用。”

　　之所以宣传部门能够有此作为，其实是司法机关公信力的缺失、相应监督工作的不足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鹏飞反对一味指责宣传部门。但他同样认为，这样的方式难以复制，因为社会成本太高，还要承受难以化解的抱怨与非议，“所有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在现实中落地，并非伍皓所希望的‘网络舆论能用网络办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