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做学问，不得不说到时下一种吊诡现象。即一方面，今天“做学问”的队伍无比庞大，学术无比“繁荣”，另一方面，学术质量泥沙俱下、良莠杂陈、每况愈下；一方面，我们被各种层出不穷、掷地有声的“创见”、“理论创新”眩晕不已，另一方面，真正有自身心得、有独立见解、有学术建树的东西少而又少。陈陈相因的东西、拾人牙慧的东西、自说自话的东西、剽窃抄袭的东西如洪水漫延。“学问”两字下，大量的文字垃圾，被源源不断炮制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文字垃圾漫天飞、学术泡沫创纪录的时代。

　　前两天，我一位在高校做老师的同学来聊天。他说，现在当老师的人人都得拼命写文章，一到年终，就要统计发了多少文章、发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然后折成分数，定考核名次或用来评职称。现在各地高校无不想着法子逼着教师多发文章。而几乎各种学术刊物，都发大量的“关系稿”甚至“卖版面”。

　　按理说，有如此庞大的“学问”队伍，那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国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们的“学术成果增长率”名列世界前茅，但无论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还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我们都极为罕见。许多被称为或自诩为“发明”、“创见”、“独创”的东西，甚至获了大奖的东西，其实不过是拾古人、拾前人、拾他人(包括他国人)的牙慧而已。

　　走进书店，你能看到浩繁的林林总总十分漂亮的书，打开后则空空如也、注水如湖。这正像培根曾说过的：“假如有人又从作坊转达入图书馆而惊异于所见书籍门类之浩繁，那么只须请他把它们的实质和内容仔细检查一下，他的惊异一定就会调转方向。因为，他一经看到那些无尽的重复，一经看到人们老是在说着和做着前人所已经说过和已经做过的东西，他就将不复赞叹书籍的多样性……。”培根的话，就好像是今天说的。

　　休谟则说：“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休谟虽然是在说实证，但时下很多漂亮的书，有确是可以不客气地“投在火里”的。今天我们学问、学术的书架上，在大量的出版物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空耗大量社会资源的文字垃圾。

　　当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主张“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当时北大兼容并包、群星荟萃，从末规定人们“发多少文章”。当年西南联大从不搞业绩考核，甚至教学上也不搞硬性规定，没有教学大纲，教师自编教材，讲什么完全由教师自定。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极中，却产生了极为辉煌的科研成果，成为“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人称“西南联大现象”。

　　今天世界上，在一些著名大学，有的学者十几年、几十年没发表一篇文章，这太正常了。因为学术虽为“天下之公器”，但它是以个人兴趣、感悟为基础的，它需要时间和积累；它既不能量化，也不能催促。做学术是有条件的，不是靠“指标”和“考核”硬逼的。有的人能做很好的教育者，但未必能做好的研究者。

　　1911年，梁启超在他的《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是比较公认的对“学术”的经典定义。学术的本质，是兴趣基础上探索和创造；思想、悟性、创见、真知灼见是学术的灵魂。那种急功近利的“做”，那种东抄西拼的“做”，那种浮光掠影的“做”，那种为职称、为考核的“做”，最后一定是泡制垃圾，一定是诱导学术腐败。这样的所谓“做学问”，与真正的学术精神、学术本旨相去益远。

　　总之，一方面是学术队伍的浩浩荡荡、无比庞大，研究文章的铺天盖地、汗牛充栋，另一方面是学术的苍白、空洞和学术腐败的层出不穷，甚至学术造假成为“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无数人在为学术忙；另一方面是真正学术建树上的空白越来越大，真可谓“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这就是当下中国“人人皆做学问”的一种有趣的真相。这是不是一种耐人寻味而又十分令人警策的吊诡呢？(秦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