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带病复出”问题上，没有最牛，只有更牛。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问题官员”可谓是“爱才如命”，根本不顾民意容忍度。前些天，三鹿奶粉事件责任人鲍俊凯的复出，已经让公众不堪权力的调戏。现在，连在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里还要公款旅游的“问题官员”，也能够公然复出，这样的行政品质与官场伦理，实在令人怀疑。

　　什么叫真正的“玩转权力”，鲍俊凯、邵立勇都给公众上了残酷而真实的一课。这种“高调问责，低调升迁”，已经成为消解问责制威胁的惯常手段了。而且，基于此前问题官员复出一直受到舆论监督强烈质疑，现在一些权力部门在与舆论博弈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见招拆招，如何掩人耳目不授媒体之口实。比如，鲍俊凯的职务变迁，是利用“时间差”；邵立勇的复出，是玩“异地升迁”。这样的迂回战术，实在令人目瞪口呆。

　　很显然，问题官员复出的技术含量越高，民意受到的伤害就越大。本来，官员任免，事关民心向背，牵扯公共利益，实为民主之大事，相关情况，理应成为公众信息，充分尊重民意，让民众知情，接受公众监督。然而，为了掩人耳目，相关部门不惜侮辱公众智商，来为这些官员寻找复出的“正当理由”。这种以“密室行政”代替“阳光任免”，置相关领导干部任免程序及规定于不顾，公然调戏民意，已经极大挑战了公众的容忍度。

　　这样一再挑战民意容忍度的情状之所以出现，说到底，也就是在官员任免问题上，任凭权力的自说自话，公众监督权与决定权已经沦陷。在这样的语境下，到底还有多少出了问题却不为公众所知的官员，再次穿起官袍，公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些官员复出是没有得到民意认证。而公众不乐意，民主则不彰。可见，问题官员复出的技术含量越高，往往是背离民主政治越远。

　　既然官员任免是事关公共利益，那么，就不能让问题官员复出一再挑战民意容忍度。当前，只有真正引入民主机制，通过赋予公众对罢免官员情况的知情权，来更加全面地落实公众监督权，来改变那种官员集团利益在人事任免上不透明的情况，来还原政府应有的公信力。质言之，问题官员复出一再挑战民意容忍度的官场乱象，必须以官员任命彻底民主化的大力突围来进行荡涤与祛除。(苏子川)

事件经过： 山东工商局回应官员公款旅游被免职后复出事件

          山东官员全国哀悼日时公款旅游被免 半年后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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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评论：最可怕的是问题官员复出“不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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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官员带病复出若"符合规定"就应对"规定"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