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德大学学者玛琳娜来自瑞典，她说，在瑞典，有专门的新闻监督委员会，它是一个行业自治组织，被监督对象对媒体报道有任何意见，可以反映到新闻监督委员会，由其进行处理，而不是直接指向媒体。记者收受钱财这样的事件，可以举报到新闻监督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肖霖认为，应该把记者的人格和报道的事实区分开。“报道的事实没有人管，记者收钱却管得比谁都积极，而且公权力是掌握在被监督者手里的，难免会让人想到打击报复。”他认为，即使记者有问题，也应该由第三方调查，而不应该由被监督者行使抓捕权力，比如，杏花岭区检察院抓捕央视记者李敏，就很难服众。

　　“不是说记者收钱是应该的，它不应该进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而属于行业自律的范围。”周泽说。

　　李勇认为，我国早期的媒体声音比较一致，近年来媒体行业出现一些负面事件，也正说明媒体在走向多元化。“封口费”不可能让所有媒体噤声，确实有一些媒体记者收取钱财而放弃了新闻报道的责任，也有一些记者收钱才做文章，但这些都属于道德谴责的范畴，可以由其他媒体进行揭露，或开除其从业资格等，但不应因此夸大其性质而动用公权力。

　　本报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 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