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加速开展，越来越多的村庄面临整治、开发，农房得到改造或遭遇拆迁。这一过程，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必然，也使许多村庄旧貌换新颜，农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农房拆迁改造中存在着种种跑偏现象。半月谈记者根据调查采访，将这些跑偏怪状归纳如下：

　　怪状一：圈地卖钱，中饱私囊

　　去年，半月谈记者在安徽省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采访时看到，这里道路两旁成片的良田上，一幢幢上下两层的房屋拔地而起，工地上机器轰鸣，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路边的公示牌上介绍，这是凤台县批准的一个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总占地面积300多亩。

　　然而建设新农村不过是个幌子。钱庙村村民告诉记者，2006年以来，村党支部书记刘利等人从群众手中按照每亩19800元强行征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谁不卖地就要挨打，而建成的房屋按每平方米1100元销售。

　　在凤台县杨村乡店集村，记者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这个村占用良地300多亩，开发建设了大批商品房，并以每间房6万元的价格卖给农民。

　　新农村建设是面大旗，发展经济、改善交通也是一面大旗，在此之下，有的地方行的却是圈地卖钱、中饱私囊之实。

　　河南省商丘市平台镇平台村村民反映，从2007年5月开始，平台镇政府借建设“商虞快速通道”之名，欺上瞒下，非法违规强占村民承包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利，并在没有同村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款没到位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扒毁农民居住房屋，不仅给村民家庭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怪状二：形象工程，劳民伤财

　　有为了钱的，也有为了名的，于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粉墨登场了。

　　今年初，有媒体报道，在重庆市大足县宝(顶)邮(亭)路沿线两侧，粉刷才一年时间的农房墙面就开始起包脱落，变成了一张张“大花脸”。原来，宝邮路是从成渝高速去往大足石刻的必经之路，为了给途经大足的旅客留下良好印象，2007年9月，大足县决定对沿线农房实施风貌改造，由村民每户集资2000元，再加上政府补贴，把原来颜色各异的房屋外墙，统一漆成白色，然后勾上红边。工程于2008年春节前全部完成。

　　“刚粉刷后看上去还不错，我这盖了10多年的楼房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当地一名村民说，可住“新房”的感觉只持续半年多，他就发现墙体开始起包，经雨水一淋，一些地方开始脱落，附近几个村民家的墙体同样如此。“当时施工单位说要管5年，但要求在春节前完成，当时气温较低，加上赶工，一些墙体没有黏合好，一到热天就脱落了”。

　　类似的“脸面”工程不在少数，有的地方为了改善村庄环境，花钱买来大量景观树栽种，看上去很美，可老百姓不认可：如果让我们做主搞绿化，才不要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景观树，我们会栽苹果树、核桃树、柿子树，不仅美观，又能发展庭院经济，还可以纳凉。

　　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可一些地方却乐此不疲。记者最近在河南省新乡市采访，发现有村庄正在建设中心社区，而农民们对此多有不满。“近几年村里不少人已经新建了房屋，现在又让建多层住宅楼，搞中心社区，农民的农具放哪？老人上下楼怎么办？”

　　怪状三：高价建房，加重负担

　　在陕西咸阳市的一些新农村“示范村”，农民们普遍为建造政府统一规划的新房而背上了债务。泾阳县兴隆镇兴隆“新村”的村民反映，他们每户建房花费5万~7万元，虽然政府采取“5＋1”方式进行了补助，即每户补助5000元，每人补助1000元，但大部分农户还要靠借贷盖房。

　　该市彬县情况类似。新民镇东坡村农民魏玉梅说，自己家进“新村”盖房共花5万多元，除积蓄外向亲戚朋友借了1万多元，向信用社贷款1万元，利息八厘四，每年利息要还1000元。小章镇小章村一组进“新村”盖房的农民有22户，没有借钱贷款的只有五六家。该镇一位农民说，自己进“新村”盖房花费8万多元，贷款1万多元，全家人以后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虽然住上了新房，但家底空了，今后恐怕要“吃糠咽菜”。

　　咸阳的农民已经吃不消，然而还不算最糟。《人民日报》曾报道，山东省某镇政府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决定在中心村规划兴建东西宽64米、南北长1150米的“商业一条街”，强行对中心村南北大街东西两侧的140余户民房大拆大建。该镇政府不但没有对拆迁户进行妥善安置，还要将拆迁腾出的宅基地收回，再以每户2.6万元的价格对外出售，并要求购买宅基地的住户按照镇政府统一的标准，自己出资建造不低于两层的沿街楼房。这样一来，许多拆迁户只能靠借款、贷款买回自己的宅基地建房，老百姓不堪重负。

　　凡此种种，多是当地官员一味求政绩、树形象，不听民声，不顾百姓死活所致，把许多惠民的好政策变成了负担，压在农民本已沉重的肩上。于是不少人感叹：“新房亮堂堂、里面空荡荡、债务压脊梁”。

　　怪状四：暴力开道，强制拆迁

　　去年以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碱滩村农房一直面临强拆。该村2006年被纳入拆迁改造范围，由于开发商沿用2001年和2002年的补偿办法，部分村民要求按照一比一原则进行回迁安置，双方始终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到2008年，开发商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开始实施逼迁、强拆。

　　当地一名村民反映，经常有人深更半夜往他家里扔石块，逼迫拆迁。去年10月至今，门窗玻璃被砸了5次，住在外屋因怕被砸，家人只好挪到黑黢黢的储藏室里住。同村的几户农房已于4月13日凌晨被强行拆除，屋内不少物品被压毁。

　　由于对拆迁补偿难以达成一致，类似的暴力强拆还在不断上演，而且政府和开发商往往理由充分。曾有负责拆迁的官员向记者解释：第一，强拆都是经过法院、城建、公安等部门认可的，并不是想拆就拆；第二，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影响施工进度，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暴力拆迁既合法理，又合情理。然而，拆迁户显然有不同的声音，只可惜这声音往往被压在推土机下无法听到。

　　强拆也要有堂皇的“说法”，最常用的就是“违章建筑”之类。去年2月，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石塘镇红星村几乎每户都收到《违法建设责令拆除告知书》，政府要求村民5天内自行拆除民房，逾期则强制拆除。拆迁行动被村民称为“砍头”行动，所有3层楼以上的房屋都属“违法建筑”，因此有近半村民的房屋拿不到任何赔偿。本来农村房屋产权关系复杂，证照多有不全，如果拆迁不考虑这个实际，恐怕“违章建筑”还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