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样子下去，再过十年李山村会‘断种’！”

　　那天下午，在村中刚翻建的胡氏宗祠里，举行了座谈会。按照笔者的要求，村中几位念过《李山书》的耄耋老人悉数被邀请出席。村中的“长老”们也悉数出席，有现任村委会主任，老书记，前后两任村小学校长等，年岁大多在古稀以上。老人们济济一堂坐满了祠堂的东厢房。

　　笔者原以为只是请这些老人背一背《李山书》，可出乎意料，老人们情绪激动、争先恐后地向笔者诉说李山村的办学历史。

　　李山村建村于乾隆47年(1782年)，村中原有私塾。1912年办了李山国民小学后，一直借用民舍为校舍，先后换了两处房子。由于办学质量高，吸引邻近一些村庄的子弟来读书，随着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原先的校舍渐渐不够用。1940年，在曾做过多年教师的族人胡同甫先生的倡议下，李山村7个房族各推选两名首事，组成建校委员会，并推选同甫先生之子、当时任校长的胡虞为总经理，全面负责建校事宜。建校经费则由建校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各房族的经济现状及人口多少，按总造价的百分比来分担。

　　工程开始第一年，投入国币4000多元，民工2000多人；次年，为筑窑烧砖瓦，凡村中18岁至45岁的男性，每人分派烧柴两千斤(老秤，合2500市斤)，担泥两千斤。工程进行到第四年，经费不足，以“呈会”(温州民间常见的集资方式)方式解决。1947年校舍告成。前后历时7年，总投资国币93万元。尤其艰难的是，始建时物价每百斤稻谷仅5元，民工一天的工钱仅5角，后物价逐年猛涨，5倍、百倍乃至千倍地递增，故最后一年的支出竟达80万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单建校舍，发动村人投资，献工献料，是有一定困难的。聪明的村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祠堂和校舍的功用合为一体。如学校的礼堂便是宗祠，但只挂宗祠匾额。三间神主厨前面用十二扇门关闭着。关上门后看不到里面的神主牌、烛台和香炉。每逢初一、十五或节日，人们来烧香时才打开。为了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祠堂内不建戏台，此种做法，在当地前所未有。总经理胡虞先生，七年来为建校舍鞠躬尽瘁，操劳过度，在校舍落成的第二年与世长辞，年仅37岁。

　　校舍落成后，为保证学生入学和教师工资，宗祠从各房的“清明田”中，筹集“校田”八十六石，作为学校常年经费。

　　据上世纪70年代做过李山小学校长的胡从久先生介绍，解放后，学校进一步扩大为“李山中心小学”。全盛时期学生达到370人,教师20余人；有小学六个班级，初中三个班级。教师中还有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为了使他们能够安心在村里教书，村里沿袭过去“校田”的传统，动员在国外的亲戚捐款，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每月给这些外地教师若干补贴。

　　然而，像中国近年来很多乡村学校的命运一样，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校的在校学生渐渐减少，一部分孩子随着父母出国，一些家境好的也纷纷随父母搬到山下玉壶镇或瑞安县城去居住。为了能留住剩下的孩子，1991年,侨居奥地利的胡虞之侄胡元绍出资10万元人民币，将校舍进行全面修理。但学校依旧日渐衰落。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04年，全校只剩下8个学生和4个教师，最后不得不合并到山下的玉壶镇去了。从此，1912年便开始办学的李山村没有了学校，只留下空荡荡的校舍。

　　老人们说到这些，忧急之情溢于言表。从他们口中还得知，李山村1949年前在国外有百余人。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全村亲带亲，戚带戚，在李山村与欧洲大陆之间，汇成一股看不见的出国洪流，大多是往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等国，很多人家都倾家出国，只剩下村中一座座铁将军把门的空房子。60多岁的现任村委会主任胡锵弟说，全村总人口5000余人，90%都在国外或外乡，留在村里只有100多人，且多是老人。由于没年轻人接班，他已经连当了两任村长还退不下来。

　　“我们大家都说，照这样子下去，再过十年李山村会‘断种’！”胡明合用一句本地话总结说。他告诉笔者，他们之所以要重修祠堂，重新整理出版《李山书》，目的就是想留住李山的“人心”。他还透露了“雄心壮志”：村里打算办一个李山历史纪念馆，将李山村的百年办学史、百年华侨史，还有革命游击根据地史，通过文字、图片和实物，分门别类进行展出。他还强调，李山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忘记自己的根。

　　邹鲁遗风，诗书之邑

　　座谈会上的这个“开场白”实在有些长，主持人胡明合好容易让众人安静下来，先请95岁的胡从治老人背《李山书》。老人不慌不忙地挑了“药材”篇，张口便背了起来：

　　生芪炙蓍 别直高丽

　　东洋西洋 附子炮姜

　　……

　　一共204种常见中药材，24种中成药，共158行，一气背完，且口齿清晰，不打磕巴。众人无不折服，老人家神情自若。接着91岁的苏竹孙老人背“金器”篇：

　　上册已说 下册继述

　　先说金器 众须切记

　　如意金钗 银圈银牌

　　耳坠耳荢 耳珰耳环

　　……

　　“金器”篇是下册第一篇，其中有些句子很美，如“嵌玉镶银，点翠镀金”等。全篇共68行，苏竹孙老人也是倒背如流，背完了还张开缺了牙的嘴得意地问：“是不是啊？”老人说自己13岁从外村到李山做童养媳，之前不识字。进了胡家后，爷爷便拿着《李山书》一篇篇教她认字读书。边上的老人补充道，当时李山村嫁出去的“囡儿”(即女儿)都识字，娶进来的媳妇都不识字。苏竹孙老人的老伴胡克茂还说，他那时才十来岁光景，已经算个劳动力；晴天下地干农活，下雨天或农闲时才能去读点书。村里上不了学的人大都是这样学会认字的，李山村“全村无一文盲”便由此而来，故2009年春李山胡氏宗祠落成的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家贫读书，邹鲁遗风；诗书礼仪，风盛本邑。”笔者想起三四十年代陶行知、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大力推行的“平民教育”和“小先生”运动，当时陶行知和胡适家中都办了“家塾”，由家里上学的孩子放学回家教仆人们认字，而李山村的“平民教育运动”则完全是自发的，而且是“全民”的。它也印证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风尚。

　　四位老人分别为大家背诵了《李山书》中的“茶食”、“海味”、“禾谷蔬菜”、“修身六言”等篇，个个都是一口气背下，且四个人旗鼓相当，不分伯仲。苏竹孙老人连背了三篇。

　　笔者问他们学了《李山书》有什么用。老人们说能写信，比方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可以给在外面的亲友写信托其代买。在当时没有电话也不通公路的条件下，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还有能记账，每年收成多少，结余多少都能记下来，平日借债放息、买卖往来也有账可查。最有意思的当属苏竹孙老人，她说还能看懂对联，现在村里每有红白喜事她都会去念念那些对联。

　　李山村的“邹鲁遗风”在村中处处可见踪迹。在村口礼堂的墙壁上，有一块水泥制的黑板报。这块黑板报的负责人为77岁的退休教师胡冠绍老人。他做过村小和初中教师，自1997年开始，他每个星期为村里出黑板报，一个星期换一期，已经坚持了12年,共出了507期。他一个人还订了5份报纸。笔者去李山村的那天，见黑板报标题为《新医改方案明确，人人享有基本医疗》、《2009年全国爱鸟周活动在温州世纪广场举行》。老人解释，后者是因为李山村人的爱鸟意识还不够，故选了这条信息来教育村民。

　　92岁的胡从桃老人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是打扫村里的道路，打扫完之后才回家吃早饭，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村委会给他工钱也不要，已经三年多了。难怪笔者这回去时，见村里虽然有些冷清，但道路清洁，井井有条。老人们还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村里向来不但白天不锁门，甚至夜不闭户。那些出国或进城的人家留下的空房子长年到头只挂着一把锁，只有清明扫墓时才有人回家，可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事情。

　　在与这些老人们的对话中，笔者感觉到，他们对李山村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们离不开这个村子，是因为这里有太多与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他们年少时的记忆，村口的禁赌碑和风水树，列祖列宗的牌位，年迈的老父老母，还有屋后山坡上那一座座祖先的坟茔……

　　在李山的那两天，笔者一直想问问出黑板报的胡冠绍和义务扫地的胡从桃老人：李山村现在就剩这些老人了，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可笔者最终没有问。在笔者眼里，他们如同一群坚守阵地的老兵，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绝不放下武器。他们身后的阵地便叫“故乡李山”。

　　那天晚上，笔者一行住在胡海宗老人宽敞的四层楼里。村子里静悄悄的，听不见鸡鸣狗吠和孩子的啼哭声，只有寥寥几座屋子透出灯光。

　　次日早上，我们一行离开李山村，老人们赶到村口送行。在出村的路上，我们遇见了胡从桃老人。老人家正拿着一把竹扫帚和一个簸箕，步履蹒跚地准备去扫地。

　　村口的那几棵雄伟的大柳杉很快消失在身后。笔者的心情却变得沉郁。许多印象盘旋在脑海里，与老人们布满皱纹的面容重叠融合，化成一连串问号。在李山的短短两天，笔者仿佛无意间触摸到中国山村的脉搏和心跳，而这脉搏和心跳在大时代洪流中显得那样微弱，微弱得几乎不为人所觉察；但又是那样顽强，顽强得让你怦然心动。笔者想，在中国版图上也许很难找出第二个这样百年来无文盲、无赌博、无偷盗的村子，如果有一天她真的“断种”了，也许不会引起任何人关注。但笔者不知道，还有无数个跟她一样的中国乡村，它们的集体消亡难道也同样不值一提？而这些村庄的消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说：“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那些倚赖矿产来维持生活的人看来是迂阔的。海外华侨可以劳苦终日，一文一文地储蓄了寄回家乡，死了把棺材遥远地运回去安葬，那种万本归原的办法是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象征着乡土联系的最高表现，而乡土联系却维持着这自然的有机循环。也就是这有机循环，从农民的一朝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柩回乡土，那一套所维系着的人地关系，支持着这历久不衰的中国文化。”

　　在李山村，这种联系表现得尤其鲜明。村中及村庄附近的所有道路、公厕、凉亭、老人亭、土地庙、礼堂、宗祠、校舍、基督教堂和颇为气派的祖坟绝大部分为国外华侨捐资所建。改革开放以来，李山村的面貌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装了自来水、变压器、电视转播台、程控电话、网络数字电视、数字宽带等一系列现代化设施，其中华侨集资建设的占了80%。但这一切仍阻止不了村子日渐沦为“空心村”。

　　费孝通先生同时还说：“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但是同时却不应忽视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其间桥梁一断，都市会成整个社会肌体的癌，病发的时候城乡一起遭殃。中国却正患着这病症，而且，依我看来，目前正在病发的时候了……”

　　这篇文章作于1947年的清华园。

　　如今，李山老人们的重修宗祠，重印《李山书》，录制村史，从某个意义上既是重续历史，也是一场自救运动。用当下知识分子的话来说，是乡土中国的文化自觉。笔者很想替李山村的老人们问一句：李山村的宿命除了成为全球化、城市化压路机下面的“牺牲者”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能吗？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