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郑州市每年的行政诉讼案件均在1000件左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老百姓的胜诉率在30%～35%左右。法官表示，民告官的胜率在这个幅度浮动，是因为很多时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或者和原告达成了协议，原告因此撤诉，行政争议被化解的原因。

　　自《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法律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众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公众不认可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民告官”案件也不断增多。郑州市各级政府部门一年被告千次，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现实缩影。尽管目前“民告官”案件公众胜诉几率并不大,但这对于社会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有着积极意义。

　　普通公众或许并不重视诉讼细节与审判过程，但是他们会关注审判结果，期待了解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态度，然后依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价值判断。针对政府一年被告千次的尴尬，郑州市政府自曝家丑，专门出台规定，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核，体现了一种权力自律意识，表达了依法行政的决心，值得肯定。

　　从政府的角度讲，自然应该做到依法行政，少当被告。但是从公民的角度说，我们既期待政府爱惜自己的羽毛，依法行政；也期待法院依法办案，主持公道。笔者认为，民告官案件增多，一方面说明公民对法院充满信任与期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民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觉醒：政府虽然拥有权力，但是在权利面前，政府与公民又是平等的个体。更重要的是，它还说明公民对政府存在许多权利渴望，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或者说远远不够，他们希望法院为他们主持公道，法院显然不能让百姓失望。因此，在笔者看来，“民告官”案例增多，实际上是检验政府与法院公信力的试金石。

　　如果民告官案件处理不好，百姓一方面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与公正性产生疑问，另一方面也会怀疑法院是否会与政府“一个鼻孔出气”，担心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审案。百姓的想象固然有对法律法规与政府行政行为相关知识欠缺而发牢骚的因素，但不能否认想象与质疑中也会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法治社会里，公众理应有自己的知情权与表达权。事实上，从当前体制来看，尽管法院审判权是独立的，但是在人财物配备方面，法院仍然有求于当地政府。除了体制因素以外，来自于看似无形实则盘根错节的各种利益关系也不可小视。因此，百姓有理由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

　　现在，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仅是政府和法院的事，全体公众都应该成为参与者、受益者。除了政府保持权力自律以外，法院应该秉持公正立场，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此外，法院还应进一步完善制度，扩大公民对“民告官”案件的参与面，增强法律公信力。比如，除了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以外，法院采取一定的形式公布“民告官”案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既可以让更多公民了解政府依法行政与法院审判的程序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对公众也是一种普法教育，还可以增强公众的法律自觉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让公众主动扮演义务法律宣传者的角色，有助于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而且有利于政府从中查漏补缺，反思问题，最终实现依法行政。(胡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