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条件变了，模式亦随之而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一个与西方政体不同的国家，何以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中国奇迹”，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而后发国家，则希望直接从中取经。

　　一场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一份不错的中国答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引来全球聚焦中国议题。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各国、各组织机构敏感的神经。而中国政要、学者也不吝一再解释我们走出正确道路的原因，比如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政府监管、产业兴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

　　前几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探讨于此获得进一步有力佐证。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中的不俗表现，也令域外对此间“举国体制”刮目相看。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适应性强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条件变了，模式也将随之而变。正如中国高层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对本国道路、模式，我们理应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认识。《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走访多位资深专家，解码“中国模式”，研讨未来走向。

　　中国为什么这样热

　　《瞭望》：中国议题近年已成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热？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英大使)：近来西方社会和舆论热议“中国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确实从中国成功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这种严肃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

　　有些人对中国不甚了解，希望探讨和研究中国取得发展成功的原因，解决心中的迷惑。这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宣扬他们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具有“普世价值”，并不遗余力地推销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简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且一贯主张，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奉为真理的教条，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怀疑虑。

　　还必须指出，西方国家里确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怀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其中有些人长期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往往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诬称“中国模式”政治上“独裁”或“威权”，而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更有些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宣扬是对西方的挑战，大肆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教授)：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初步现代化。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整体上实现小康，社会政治文化权利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可以说，60年来全球人权最大的进步也发生在中国。

　　“模式”深处的稳定与活力

　　《瞭望》：“中国模式”这个说法源自国外，高层讲话、正式文件中并未采用，为什么？

　　严书翰(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政要研究中国问题时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虽然它与我们国内学者理解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注意，不要把“模式”固定化。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瞭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到底有哪些独特而成功的要素？

　　马振岗：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特别的前提。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集体，保持了政治稳定、政策的一贯性和发展的规划性。另外，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有一个感觉是，中国人民对发展的渴求、对中华崛起的热情是别国少见的。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没有照搬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指导。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发展理念上，中国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西方还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从未向其他国家推荐“中国模式”，更没有试图强加于人。相反，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表示中国道路还需改进、发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诫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济，但不要照抄“中国模式”。

　　严书翰：依我看来，如果要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那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过程中既告别了苏联模式，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整套趋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宁：前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曾向我转述前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的话，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我认为，这位印度政治家点中了要害。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最基本的经验。一是保障权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焕发了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生产性激励”，而不是争夺性的“分配性激励”。

　　二是集中权力。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关键要看权力用来干什么，中国集中的权力是用来“战略性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利于后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保障中央的权威。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三是渐进改革，稳妥开放。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

　　四是中国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步确立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不断发展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