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coger，奥组委工作人员喜欢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它源自北京奥组委的英文缩写“Bocog”。王伟、杜云鹤、李涛、黄可瀛，都是Bocoger。

　　回到数月前，为光荣与梦想奋斗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激情退却，这些掌握并熟知市场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官员、专才Bocoger们，得到了怎样的回归？

　　从1990年的亚组委到2008年的奥组委，从1000名亚组委工作人员和4000余名奥组委Bocoger的来源与去向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一个变革——北京的行政管理和人事任用，在政府与市场相互渗透得越来越深入的新型关系中，正悄然改变着自己的模式。

　　由此亦可看到，奥组委雇员的安置和去留，绝非事到临头的突兀之举，而是奥运大棋局中的既有一着。这一着，与奥组委当初的组建和用人思维环环相扣，一脉相承。

　　公务员搭建奥组委

　　最初的奥组委成员多为政府公务员，先行为这个机构搭建一些基本框架，但随后公务员就越来越少了。

　　北京北四环学院桥西北角的奥运大厦，是原北京奥组委的所在地。现在，奥运会会旗已经降下，人员散去。作为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的魏纪中，现在的身份是国际排联主席。

　　按照国际惯例，奥组委只是一个临时机构。魏纪中认为，“临时机构”的概念，就是人员有序进退，去留有据。

　　这其实也是奥运人事任用的基本原则。

　　2001年12月13日，北京奥组委成立。作为中央批准成立的临时性事业单位，它是公共管理和市场运作的结合体，这就意味着奥组委各类雇员的来源不像亚运会那样是行政人员的专属。

　　“最初的奥组委成员多为政府公务员，先行为这个机构搭建一些基本框架，但随后公务员就越来越少了。”魏纪中说。

　　他也曾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整个筹备过程。“1990年的亚运会完全不同，亚运会是统一领导，依赖于行政。”

　　魏纪中说，亚运会时基本没有社会招聘，都是由各单位借调，包括北京市政府、国家体委和一些大型企业。

　　在那个年代，计划体制在筹办工作中唱“主角”，各项具体项目也分摊到各个政府部门。

　　比如有关住宿的事务被分给北京市第一商业服务局，有关餐饮的事务则被分给北京市第二商业服务局，再由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对两者进行统筹管理。

　　这样的体制，工作人员自然以公务员为主，他们更多的肩负着行政协调的职责，社会招聘人员来了也做不了。

　　在魏纪中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90年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如果在社会临时招聘工作人员，亚运会结束后工作如何分配，这些人由谁来负责，会是个大问题。

　　2000年大运会，这种行政体制被相对市场化的模式取代，首次出现了国有企业承包相关工作的运营方式。

　　但大运会组委会的人事工作依然延续着“借调”为主的模式。

　　奥运需市场化人才

　　政府公务员并非最能胜任市场化运作的群体，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市场化专业人才。

　　奥组委在筹备过程中，公务员的数量越来越少，魏纪中说，这是因为企业和市场的事“政府人员不懂”。

　　官方数据显示，4000余名Bocoger中有约1000人来自社会招聘，3000余人来自政府选调和借调人员。

　　那么，三倍于社会招聘人员的政府借调人员也是市场化的选择吗？

　　“2003年奥组委发布了市场开发计划，随之发现，政府公务员并非最能胜任市场化运作的群体，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市场化专业人才。”

　　“比如场馆建设，主要是借调的规划设计院的工作人员，管环保的都是环保公司的专业人士。”

　　魏纪中说，这3000余名政府选调和借调人员中，很多像设计院、环保公司等一些国企的工作人员，也被统计为政府借调人员，但他们实际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

　　奥运向社会纳贤

　　特别需要的是体育竞赛组织管理人才、通信计算技术人才。而这些人在政府机关并不多见。

　　对社会招聘人才的渴求，随着奥运的临近日益强烈。

　　政府也清醒地看到，奥运会是真正的实体运作概念，社会招聘是必然。

　　奥组委果断摒弃单一的借调，采取了充分调动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新模式。

　　2006年3月一纸公开招聘公告，引发千人竞争一席位的火爆场面。这一年是奥组委工作重心由筹备向赛时转换的关键之年，场馆化工作对优秀人才需求量大增。时任奥组委人事部部长的张志伟认为，奥组委需要各类管理型和专业型人才，特别需要的是体育竞赛组织管理人才、通信计算技术人才。而这些人在政府机关并不多见，社会招聘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