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中小学生事故伤害条例……在本市(上海)现行有效的147件地方性法规中，涉及社会领域的法规有53件，占总量的36%。不过，目前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领域地方立法依然存在“短板”现象。

　　需要立法的项目众多，究竟该如何安排“先来后到”？在昨天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改善民生，加强社会领域地方立法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们说，“民生事业等不起，群众利益拖不起，民生立法赶早不赶晚。”

　　不能光等政府“发球”

　　目前的地方立法，部门立法的色彩依旧浓厚，一些真正社会急需、群众期盼的法规未必能及时进入立法者的视野。

　　立什么法，不能光等政府部门“发球”。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运时提出了一条“借船出海”的新路径——借用社会资源参与法规草案的起草。他认为，社会领域的地方立法应该优先考虑“普惠性”项目，多一些“雪中送炭”。如残疾学生的受教育权、因病致贫群众的医疗救助权利等，都需予以适当倾斜。

　　遇到矛盾不能绕着走

　　一个怪圈值得注意：有的部门最初提出立法是为了破解某个难题，但在法规起草过程中却因为矛盾比较集中、协调难度大而退缩，或回避切实的解决方法。最后法虽然立了，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与会专家认为，利益群体的结构多元，导致社会领域立法所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远比经济领域复杂。“要走出这个怪圈，需要足够的胆识和智慧。”市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杨全心认为，社会领域的立法，尤其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兼顾各方的正当要求。在立法中要重点规范政府的行为，既要防止政府部门“大包大揽”，什么都想管，又要防止出现碰到责任就往外推的倾向。

　　为政府管理职能“瘦身”

　　昨天，一部《上海市志愿者服务条例》被与会专家频频提及。在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凌的眼中，这部法规最大的亮点在于为政府管理职能“瘦身”，将管理部门的职责定位于服务，更多地强调发挥志愿者协会等新社会组织的功能。

　　杨全心认为，随着政府角色逐步由“划桨”向“掌舵”转变，地方立法的思路也到了转型的时候。他说，立法不应该只围绕“哪个政府部门来管，怎么管，管不了该怎么罚”做文章。随着政府的职能从针对少数人的“管”和“罚”，逐步向服务公众的“多方式治理”转变，地方立法也要拓展引导功能，比如通过设置激励机制，细化和规范管理环节，鼓励、督促人们遵守法规。

　　记者 邵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