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9日，北京。

　　清晨的西田阳垃圾卫生填埋场大雾弥漫。寒冷的夜色中，前一天残存的垃圾躺在稀软的黑泥里，散发着臭气，表面却覆盖着一层洁白的霜花。一辆大卡车缓缓驶入，停在了填埋场旁边狭窄的土坡上。卡车的后斗上，30岁的谯桂芳和十几个四川同乡坐在一起。他们穿着橘红色的马甲，戴着同样颜色的帽子，乍一看，与普通的环卫工人别无二致。

　　事实上，这批访客是城市拾荒者。正当垃圾焚烧成为中国公共环境的热门话题时，垃圾处理的另一条出路——垃圾分类的部分承担者拾荒族，却寄居在城市的角落，几乎不被人注意。

　　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统计，北京大约有17万拾荒者，如果把统计的范围扩大到全国660多个城市，这个数字将达到230万。与之形成对比的另一组数字是，北京每年产生垃圾700万吨，几乎能够堆出两座半景山，而全国城市的垃圾总量更是高达1.25亿吨。

　　有人赞扬他们的贡献，因为他们将大量的垃圾“变废为宝”；也有人忧虑他们的存在，担心他们影响城市的安全卫生，或者影响垃圾回收的产业链。

　　谯桂芳可听不懂这些。这位来自四川巴中的女人只知道，在北京捡垃圾能养活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孩子。只是现在，这份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没有我们，这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

　　就在谯桂芳到来不久，另一辆印着“通州环卫局”的蓝色卡车开了进来。只见它后斗翻起，各种垃圾倾泻而出，在填埋场的地面上堆起了一座小山。谯桂芳等人手脚利索地爬了上去，拨开没用的废品，把能卖钱的瓶瓶罐罐丢进自己背后的小筐子里。

　　捡了不到半个小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瓶子、包装锅巴的塑料袋，还有一只脏兮兮的白色球鞋等垃圾就装满了谯桂芳身后的小筐子。“公司拿四，工人拿六。我们拿大头。”谯桂芳这样计算这些垃圾价值。

　　相比街头“捡破烂儿的”，谯桂芳算是职业的“正规军”。她是“北京市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雇员。两年前，她和丈夫张林通过同乡的介绍，来北京捡垃圾“挣钱”。

　　“当时，杜老板的老婆跟我是街坊”，张林说，“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在北京捡垃圾挣了大钱。”

　　张林口中的“杜老板”是公司经理杜茂洲。20年前，杜茂洲来到北京，原本是想淘金，后来却在垃圾场成了一名拾荒者。结果，在这个被称为“肥活儿”的行当里，他捡到了收音机、手表、项链……

　　杜茂洲最为津津乐道的，是这一年他“亲眼见到”，一位一起捡拾的同乡捡到了两块亚运会金牌。那个时候他坚信捡垃圾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后来，杜茂洲不再满足于“捡”。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雇了一群工人，并且把工人们分成7个小组，分别负责金属、塑料、玻璃、布匹、纸类包装、鞋底胶皮等不同类别的垃圾。

　　当时，杜茂洲的最高纪录是一年捡了三四千吨垃圾。他总结了不少经验：每逢国家修路，就能捡到很多钢管和橡胶；夏天的饮料瓶子会特别多；逢年过节，工人们更是能捡到许多包装精美的食物、礼品。

　　1999年，北京市对5个城区的垃圾楼进行试点，允许拾荒者进入，进行分类回收。杜茂洲马上花了6万块钱，承包下了崇文区的23个垃圾楼。

　　一年后，建设部确定了全国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榜上有名。北京市政府对外承诺垃圾分类率达到50%，但这仅指50%的小区设有垃圾分类收集箱。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后续分选的设施不到位。”一位大型固废转运站站长分析道。据他说，目前北京市具备粗分选能力的垃圾转运站只有两座，日处理能力在3000吨左右。其余1.5万吨垃圾都未加分选，直接进了填埋场。

　　“没有我们，那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但承包之后，我们不仅给环卫局交了钱，公司自己每年还能挣8万块。”杜茂洲说。后来，他又承包了周围的垃圾填埋场，包括用4万块承包下来的“西田阳填埋场”。

　　对于谯桂芳、张林夫妇而言，这里挣的钱已经让老家的人“无法想象”了。现在，夫妻俩每人每月都能挣两三千块钱，他们还刚刚在巴中市顶山镇买了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把父母和两个孩子从乡下接了出来。

　　王维平评价，除了增加个人收入，这些拾荒者的工作还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

　　“每年，拾荒者能够处理掉1／3的生活垃圾。”他拿出计算器，按了几下，“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就要投入272元，因此，拾荒者不仅能够大大减少垃圾的数量，回收废品节省自然资源，而且每年还能为北京市节省7个亿的财政支出。”

　　王维平说，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不过，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拾荒者的贡献”。

　　拾荒者处于利弊共存、无序蔓延的状态中

　　垃圾车把垃圾倾倒在填埋场上以后，一辆黄色的推土机开了过来，把地上堆着的垃圾推入了填埋坑。几名拾荒工人慌忙凑到正在前进的推土机旁边，把轮子下面还没有压坏的垃圾“抢”出来。

　　“看后面！”站在填埋场边上的张林突然叫了一声。一名小伙子赶紧跳开，推土机从他原来站立的地方轰轰开过。

　　“我的工作是负责安全管理，其中最主要就是保证工人不要被垃圾车撞到”，张林说，“像我们穿这种橘红色的马甲，也是为了方便垃圾车的司机看到我们，不要撞过来。”

　　但危险还是时刻存在。在广州白云区垃圾场，曾有拾荒者被推土机埋入垃圾堆，造成半身瘫痪。北京正是在一次填埋场的事故后，规定所有填埋场禁止拾荒者进入。

　　王维平从不讳言拾荒者群体存在的弊病。据他说，这个总被人冠以“危险群体”的人群，除了自身安全难以保障，在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中，更是引发了72%的刑事案件。

　　除此之外，拾荒者还会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今年4月，北京市丰台区一名拾荒老人为了驱赶另一个“竞争者”，点燃了对方的垃圾堆，差点酿成火灾；而垃圾楼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也与拾荒者因为争夺垃圾而大打出手直接相关。

　　“一些拾荒者的老板，甚至还拥有自己的专业打手。”王维平说，“这对社会治安的确存在一定的威胁。”

　　这位有着“首席垃圾专家”之称的学者对我国拾荒者现状的描述是：“利弊共存，无序蔓延。”他统计的数字表明，这一人群72%中得过传染性疾病，超过70%的夫妻存在超生现象。这让王维平不断感慨，“这是一个游离于政府视野和社会视野之外的群体”。

　　不过，近年来，随着垃圾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专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认为这个群体攫取了垃圾分类的大部分利润，使我国的垃圾回收产业“丧失了利益链条的带动”。王维平对此嗤之以鼻：“拾荒者的利润不算产业的利润吗？只是获利者不同而已。”

　　他坚持，拾荒者在垃圾分类中的优势显而易见。无论是靠鼓风机把垃圾按重量分开，还是靠电磁铁把黑色金属垃圾回收回来，现有的各种垃圾分类技术，都没有人力分拣细致有效。

　　“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人力分拣也仍然被保留着。”王维平说，“只是建起了更为干净卫生的传送带设施。”

　　另一方面，环卫系统员工对拾荒者也不认同。一名员工对媒体表示，垃圾回收行业风险很大，国有单位“值钱的垃圾收，不值钱的也会管”，难以和私营公司竞争。“政府必须明确，到底打算依靠谁。如果要依靠我们，就得给我们相应的扶持，增加投资，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分出更多类的垃圾”。

　　“除了我们，还有谁愿意做这个？”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拾荒者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瑞典包装业巨头利乐公司中国分公司副总裁杨斌曾到巴西考察垃圾处理模式。她发现巴西和中国一样有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巴西政府因势利导，成立了拾荒者合作社，让他们分类收集部分垃圾。这个合作社并不完全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是得到了政府、企业和NGO的大力扶持。据说，拾荒者还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

　　这些对于谯桂芳只能是奢望。今年6月，杜茂洲所承包的崇文区垃圾楼被正式关闭，禁止拾荒者再进入，谯桂芳突然“下岗”了。

　　无奈的她和张林只好来到公司的另一个“据点”——位于亦庄开发区的西田阳填埋场。这个垃圾场位于北京的东南六环，承载着来自通州和大兴两个区的生活垃圾。

　　谯桂芳觉得，工作变得辛苦了很多。对于杜茂洲，情况同样如此。

　　2005年，被誉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对着电视镜头意气风发地说：“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但现在，他努力抓住每一个话头，讲述自己的困难：“垃圾楼也关了，填埋场也不让进，简直干不下去了……”

　　随着垃圾楼的关闭和北京市对填埋场更加严格的管理，这个原本统领着北京市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的垃圾资源的老板，“势力范围”已经缩小到3个区。

　　他本人也低调了许多。几年前报道中他价格超过20万的“帕萨特”专车，现在也被换成了一辆不到10万元的“飞度”。

　　采访中，杜茂洲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不断向记者重复：“那些垃圾，北京哪有人愿意捡。除了我们，还有谁愿意做这个？”

　　虽然时不时地他也宣称，自己要“改行”，或者“回老家”，但他还是继续坚持“偷偷”地干：“市属的填埋场管得严，我就去区属的填埋场。有人来检查，我就让我的工人们休息一天，等检查的走了接着干。”

　　他也再次找到了王维平。15年前，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杜茂洲和哥哥杜茂献一起找到王维平，希望能给他们“开个条子”，王维平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并且在几年后，又指导两兄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这一次，这位专家也似乎“无能为力”了。

　　“这样一刀切地关闭，当然是不合理的。”王维平说，“但也可以理解，毕竟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总是有困难。”

　　这个傍晚，谯桂芳和同乡回到了公司，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在这个距离垃圾场两公里的农家小院里，易拉罐被用黄色网兜装好，摞在一进院门的空地上。铁皮被装在编织袋里面，摆在易拉罐的右边。而硬纸板，则一捆一捆地叠放在靠墙的角落。在它的后面，一块写着“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牌子，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收购废品的小贩按时到来，开始称重，和负责销售的人谈价钱。这和谯桂芳已经没有关系了。她只惦记着家里的父母刚打电话过来，说正在读小学的两个小孩要打疫苗，又要交170块钱。

　　她和张林来北京两年，从来没去过天安门，只有在管理部门检查垃圾场的时候才能放个假，休息一下。

　　她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工作，正在引发一场争议。她只希望能够把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这工作挺好的，真的。”(记者 付雁南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