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两名小伙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便报警。由于两人说不清自己的确切位置，警方就让他们将钱交到附近派出所。但两人担心万一接触钱，可能会遭到误解，干脆还是别捡钱，一直冒雨守候在现场，直到民警前来拍照取证。

　　彭宇案后，人们想帮助跌倒的老人，首先想到的是先找一个目击证人；卖豆饼老太捡钱交还失主反成被告后，人们看到现金不敢捡，宁可在雨中等候警察的到来。“人之初，性本善”，国人向来不缺少善良，但遗憾的是，善良的人们在做善事的时候，却总是担惊受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绝对的 “好人”和“坏人”。能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模范和自私自利、永远昧着良心的人都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普通人。正因如此，如果做善事总是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对大多数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举手之劳的好事也许谁都愿做，但如果做点好事还有当被告的危险，很多人就会放缓甚至停下做好事的脚步。

　　当前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缺失，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们很难把它归咎于某个部门或某个不道德的个人。但面对类似的“好人被冤枉”而成被告的事件，法律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能让好人行善还要蒙受不白之冤。1997年全国人大修改后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就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这一基本法律原则。对任何一个被告，都首先假设他是无罪的，控方必须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有罪。对犯罪嫌疑人如此，对做好人好事的普通公民更应如此。

　　不管是彭宇案还是豆饼老太案，控方其实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对方的善举是有恶意在先，法律本应该还他们一个清白。但遗憾的是，法院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两案最终都是庭外和解。虽然看起来皆大欢喜，但法律没有表示出明确的态度，没有形成典型判例，事件本身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消除，难免让欲做好事的人心存疑虑。

　　在生活中，并不是每次危难都有足够的时间寻找证人和等待警察，在紧急事件面前，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而我们应该保证这些好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忐忑不安。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危难，如果好人在行善的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最终受伤害的将是整个社会。（刘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