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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在曾经的故乡

　　世纪之交，何贵珍一家像许多乡亲一样，离开位于重庆巫山县的故乡，满怀憧憬地迁往湖北荆州。他们是三峡库区14万外迁移民的一部分；不久，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返回重庆，被称为返流人群。

　　家园需要重新建立，生活依然吃力。他们觉得“家乡毕竟认识的人多些，熟人多了路好走”。

　　本刊记者/李邑兰(发自重庆巫山)

　　一天的大多数时候，何贵珍总爱叼一根三块钱一包的红梅牌软白香烟，站在家里靠窗的位置，眺望河对岸，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那里曾经是我的家”，手指的地方，早已被升高的水位淹没。

　　今年45岁的何贵珍原本只是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早阳乡的一名普通农民。历史赋予了他和一群庞大的迁徙人群新的名字：三峡移民，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人生将不只会写进宗族的族谱，更与国家的史册有了一瞬的重叠。

　　自1993年正式实施移民搬迁安置工程至今，三峡库区已搬迁安置移民127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其中外迁移民14万。

　　与大多外迁的三峡移民稍有不同，何贵珍“返流”了，也就是从外迁地又回到了故乡，户口留在了外迁地。

　　何贵珍将面临一系列难题，譬如户口问题，以及与此关联的子女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等等,“成了无家可归的娃儿”。尽管如此，何贵珍仍然不愿回到迁出地，“日子苦，但是家乡让我觉得安全”。

　　去而复返

　　何贵珍一家的户口现在属于湖北省荆州市川店镇古松村。39岁之前，何贵珍从未离开过家乡——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早阳乡东坪二组，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陆游笔下的“蜀东壮县”巫山老县城。坐船出门，4元钱一趟，一个小时就能进城。

　　记忆中的家是这样的：“我们村建在半山腰，我家有一栋百来平米的平房，每人分得一亩地。”何贵珍一家三口人，妻子黄世梅，女儿何丹，相依为命。

　　7岁时，何贵珍下河炸鱼，不慎炸断了自己的半只右手，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得舒心。何贵珍所在的巫峡镇早阳乡东坪二组地处小三峡风景旅游区，1991年，长江三峡、巫山小三峡双双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也是全国首批AAAA级景区。巫山旅游日接待能力达8000人以上，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以上，是全国的旅游大县。

　　因为游人众多，从县城里批发一些工艺品回村卖给游客，一个月就能挣两三千块钱。按照村民何付雄的回忆，搬迁之前，这几乎成了村里主要的谋生手段。

　　“只要你够勤劳，生活是不错的。”与何贵珍同村的何贵林，也常常怀念在老家的日子，“我们就算每天卖一箩筐红薯，每个一元钱，赚四五十元钱也不成问题。”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采取“一次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建设方式，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的20个区县、270多个乡镇、1500多家企业，以及3400 多万平方米的房屋。

　　在政府组织的正规化依法外迁开始之前，何贵珍所在的巫峡镇早阳乡东坪二组的118名村民，就迈出了自主外迁的步伐。

　　“当时村里的一名干部王桔跑来告诉我们，来湖北吧，要田划田，要房分房。”何贵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间人”王桔早年就从早阳乡搬到了湖北，全家在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农场扎了根。

　　何贵珍思忖，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搬迁是迟早的事。37岁的村民何贵林也认为，“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交通应该比较发达，适合发展”。村民们开会一核计，把这事给定了下来。于是，从1998年开始，这118名移民就陆续将户口迁到了湖北省荆州市及其下辖的各乡镇。

　　搬迁的直接“好处”，换来了每人16000元的生产安置费。这笔生产安置费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因搬迁地、移民情况等有所差异。

　　“除了投亲靠友，大多数自主外迁的移民都是由中介介绍的，中介情况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绕过政府的民间行为，埋下了很多隐患。”三峡移民问题专家雷亨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政府组织的外迁工作，始于1999年5月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政府作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的政策调整，经过与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11个省市协商，同意将重庆市和湖北省的12.5万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向这11个省市及重庆和湖北的非库区县外迁。从巫山迁到广东省惠州市良井镇的黄义清和同行的69名移民，正是政府组织的“大迁徙”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相对于自主外迁，政府组织的外迁“好处很多”，比如政府会给外迁移民建移民村，分给每人25平米的住房面积，在外迁地做生意，还享受三年不交任何费用的政策优惠。

　　因为村里还没有完全被淹，何贵珍一家一直捱到2003年年底才收拾包袱搬到湖北荆州市川店镇古松村居住。

　　“把家里能带的东西都带出来了，当时就想一头扎根在那儿，再也不回来了。”临行时，何贵珍在自家后山埋下穿了多年的黑土布鞋，算是留给家乡的一点念想。

　　“日子怎么过？”

　　“刚一来，我们就想走了，很失望。”说话的是何贵珍的妻子黄世梅，因为幼年一场疾病落下的病根，黄世梅左眼失明，只有右眼能看见。

　　“当初的承诺，没有一项兑现的。”何贵珍接过话茬。按照当地政府当初的承诺，只要三峡移民搬迁到湖北，就会有现成的房屋和土地供其居住和耕种。一家人到了古松村，没田种也没房住。花了22000元买下当地村民的一套二手平房，才换来了两亩八分地。种上稻谷，这些稻谷就是家里主要的粮食来源。

　　“日子怎么过？”

　　何贵珍夫妇想到了“打菜”，也就是从农民手中批发蔬菜，再摆摊转手来卖，一天挣十来块钱，勉强度日。过了半年光景，“打菜”的日子眼看着也维持不下去了。

　　一家人难以忍受的，还有寂寞。妻子黄世梅几乎不和当地居民交流，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只是逢年过节到同村搬去的移民家串串门，而其时7岁的女儿何丹，也很不适应在古松小学的读书生活。“大部分都是湖北本地的，我说不来湖北话，合不拢。”何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很想念家乡的小伙伴，在那里，她很孤单。

　　令何贵珍不悦的还有，古松村早年成立了一个信用合作社，当地政府要求每人交500块钱的安置费存到合作社，并承诺每月都会付利息，何贵珍一家三口，交了1500元。合作社垮台以后，本金打了水漂，更别提利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