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因为“巨款摆平家属、记者排队领红包”的丑闻，而轰动一时的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瞒报事故查处终于尘埃落定。河北省政府9日通报：目前已有48名事故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7名处级干部。蔚县原县委书记李宏兴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原县长祁建华被判14年。

　　媒体多以“县委书记因瞒报矿难获刑13年”为题做了报道，也引来不少叫好声。但细究官员的罪与罚，恐怕要使人失望。刑法规定瞒报事故罪的最高刑仅为七年，官员不可能依此罪而获刑十年以上。依去年《现代快报》12月13日的报道，河北省崇礼县法院是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判处李宏兴有期徒刑13年的，原来，落马官员并非以“瞒报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院判决，李两罪共获刑14年(合并执行13年)，其中犯受贿罪，获刑12年。至于“滥用职权罪”，那是因为李当时作为县委书记，“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压住媒体”，专门安排宣传部部长接待记者，给记者封口费，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如此丑行，社会负面影响如此巨大，仅仅获刑2年，且无关瞒报事故罪。

　　一段时期以来，安全事故的瞒报、谎报问题严重。如果说矿难等安全事故，是以血与苦难伤害了全社会，那么瞒报、谎报事故，就是对社会的二次伤害。尤其是当政府官员参与其中(事实上几乎所有瞒报，必然有腐败官员的参与)，就严重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将政府公信与丑陋的矿难、谎言绑在一起。

　　但依“罪刑法定”原则，此前我国刑法没有相关法条惩治瞒报事故。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将瞒报、谎报事故定为犯罪，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此法条曾被公众寄予重望，但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是，该法条打击范围过于狭窄，按法条规定，只有当瞒报“贻误事故抢救”，且情节严重时，才能被作为犯罪打击。如果矿难当场已经造成人员伤亡，不存在抢救问题，那么即便企业主、有关官员瞒报，也不构成犯罪。此次蔚县矿难，还有影响更大的山西娄烦垮塌事故，都经历了严重的瞒报，却不能以“瞒报事故罪”追究刑责。

　　反过来说，健全的安全事故公开上报机制，不能建立在刑法的严打上。我们目前的法律法规分工配合，从各个层面约束企业负责人、官员。比如，《安全生产法》第91条规定生产经营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是拖延不报的，处15日以下拘留；《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也规定了官员的有关行政责任。地方各级政府对安全事故的报告义务，主要体现在国务院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和各省区市的《关于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里。

　　但瞒报安全事故，深层的原因还在于部分地方的官商勾结，个别官员受错误政绩观的误导，这才敢于以身试法，瞒报事故，愚弄公众。铲除瞒报事故的土壤， 和重判瞒报官员一样重要。（黑格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