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上评论

　　媒体持续关注的云南版“许霆案”终于尘埃落定：2009年11月底，云南省高级法院将何鹏由无期徒刑骤改为8年零6个月，日前该判决已经最高法院复核，何鹏已出狱。(1月17日《新京报》)

　　何鹏是幸运的，一方面固然有司法制度本身纠错机制的“阳光”照射到其身上的内在因素，但不论对何鹏本人及其家人，还是对媒体和公众，估计一听说何鹏案的结果，首当其冲想到的，还是广州“许霆案”的“倒逼”作用。

　　何鹏也是无奈的，与广州“许霆案”相比，何鹏通过ATM机盗取40余万元现金，而许霆的涉案金额高达170余万元，前者通过改判获8年零6个月徒刑，而后者获得5年徒刑，可谓量刑尺度悬殊。这其中，固然有不同时期盗取金额含金量不同以及不同地区标准不同的原因，但仅有这些因素显然不足以导致如此悬殊的量刑结果。

　　笔者以为，更为根本的，是在广州“许霆案”中不存在后续追责问题，而云南“许霆案”则较为特殊，因为何鹏已入狱8年有余，如果最后改判刑期低于何鹏被限制人身自由时间，那么其后必将面临国家赔偿问题，而且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还要对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人员进行追责和追偿。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不难预期的“不利后果”，阻碍了法院对何鹏最后刑期的裁量：刑期与何鹏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基本相符，达到既减刑释放，又各方无责的“多赢”结局。

　　其实，何鹏的曲折经历也折射出我们国家赔偿法目前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不仅“口惠而实不至”，有时还充当个人权利保障的“拦路虎”。既要遵循广州“许霆案”先例，又要不被追责，不承担国家赔偿，是司法机关处理何鹏案的本能逻辑和动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结果“倒逼”机制。

　　因此，可以说，云南“许霆案”的结果(幸运与无奈)正是上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种“倒逼”机制的产物，前者在目前仍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司法以人性化的方式实现公正和保障人权，还需要借助诸多来自体制内外诸如媒体、公众的监督和力量，而后者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现行国家赔偿及其追责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种偶然和必然都不是我们法治建设所追求的，需要从中反思和总结，并完善司法正义实现的体制、机制。

　　□刘行(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