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郑州市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举行“冬日暖阳——讨薪进行时”大型援助农民工公益活动。然而,当天却上演了多场农民工讨薪。2月1日上午,上百农民工堵路讨薪,致北环大动脉“肠梗塞”,车辆排起长龙。一位吴先生称:“我知道‘堵车’是违法行为,但不违法不中,不违法要不来钱。”

　　当前,不少人维权的路径已经向非正常轨道滑进。一种是暴力维权,像孟连事件中,村民暴力与警方作对;像石首事件中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不过,这种成本太大,事后也往往会陷入刑事追责;另一种是自残性维权,像“开胸验肺”事件,像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拿自己的身体作为维权道具,但是,即使权利得到维护结果也是得不偿失。最后一种,就是像郑州这样的诉诸悲情“违法式维权”,通过摆放尸体在公众场所,抬棺游行或者堵路的方法,向公众表明自己的痛楚,制造舆论压力,给政府施压。

　　因为，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将维权的公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那些无助的公民根本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和官阶。但是,一旦他们集体上街堵路了,事件的性质就变了,从一个单纯的维权事件变成维稳事件了。而维稳则是各级官员“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关系到各级官员头上的乌纱帽。因此,他们就会特别注重公民维权的问题,因为只要解决了公民的维权问题,堵路就会消失,而维稳的政治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路径,也隐现在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的长沙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的演变过程中。从2004年上马镉生产线后,当地就出现周围树木枯死、村民中毒的症状,可是,面对着居民的大量投诉,直到今年7月30日居民大规模围堵镇政府以前,有关部门做出的结论仍然是:“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而一旦发生居民围堵镇政府的事件,各级政府就迅速行动起来,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所以,作为维权的公民也开始意识到政府官员的这种“维稳比维权更重要”的逻辑,他们在维权无望之时,开始利用各种堵路的违法手段,制定不稳定事件,从而倒逼政府部门帮助他们维权。

　　郑州的堵路事件发生后,北林路办事处书记迅速赶到现场,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也开始介入,预计这一事件不难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政府官员不转变工作思路,不真正把民众的权利挂在心头,不将每一个维权事件当作维稳事件来看待,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将维权事件化作维稳事件,法治只会渐行渐远。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