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刹住‘研而优则仕’之风，造就与强盛国力相配的大师队伍将永不可能！”在政协科技界委员小组讨论会上，年近古稀的李邦河委员忧心地呼吁。

　　“现在社会上问的比较多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学校的事！”3月6日上午，多位科技界委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回应“钱学森之问”首先要澄清这一误解。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邦河委员看来，教育的确需要改革，以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但走出摇篮后，要最终成为钱学森式的杰出人才，“还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李邦河曾仔细剖析过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详尽材料：《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李邦河注意到，在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里，钱学森专门强调，虽然自己在鼎鼎大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却没有拿出创新的东西，只有在加州理工学院，才开始创新，历经20年。

　　“这表明，钱老的成长实际上是分两步：一、打基础；二、在创新的环境中长期努力。”李邦河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委员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在陈凯先委员看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单是教育问题，还有人才的使用问题。今天，很多留学生在国外大学、实验室做了很多很优秀、很前沿的工作，成为这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陈凯先说，年轻人的工作岗位，既是一个发挥作用的舞台，也是一个继续成才的环境，需要探讨的是，人才怎样在使用中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在多年的观察中，李邦河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不少显示出卓越创新才能的年轻人，有些已经走到了钱老的第二步。但让人叹息的是，往往听说某某年轻人科研工作很出色，不久就传出他当了官的消息，从此便难以听到他在科研方面的新突破。

　　李邦河将此归结为“研而优则仕”现象，“近10年来，这一现象愈演愈烈，似已成风。”

　　而此风对造就大师级人才的危害，已日渐显现。李邦河对此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教育不当会妨碍创新幼苗的出土，“研而优则仕”则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创新之树，不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大科学家几乎是不在创新高峰期当官的

　　在数学界有两个历史最久的大奖：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李邦河委员曾委托著名数学史家李文林对此做过专题调研。

　　调查显示，在48位菲尔茨奖得主中，担任过所长、科研主管、院(校)长的有23人，其中9人在得奖9年后任职；在48位沃尔夫奖得主中，担任过类似职务的有17人，其中至少有12人任职时已超过50岁，甚至70岁。

　　“由此可见，大数学家是几乎不在创新的高峰期当官的！”

　　前辈数学大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让李邦河记忆犹新：大数学家每天工作都在10多个小时。

　　在李邦河委员看来，对科学家而言，无疑，时间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的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而按照现行的科研体制和机制，科研单位的领导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做评审、跑项目、找资金上面。

　　据陈凯先委员观察，“现在很多研究所通常让学术能力最强的人担任所长，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管理能力，还要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荒废了科研”。

　　一位委员也现身说法，当年在国外，基本上是全身心地投入，至少95%以上的精力是放在学术上，但回国后，领导信任，压上管理的担子，很多时间用在开会、汇报上，能有50%的精力做科研就很不错了，成效自然大打折扣。

　　一个故事在科技界委员中广为传播。20年前，一位年轻科学家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大奖，然而在科研创新的鼎盛年龄相继被压上院长、校长的管理重担，最后甚至完全脱离了学术界到政府做官，科研也逐渐荒废了。

　　“至少在科学界损失了一位很可能成为大师的人才！”一位委员惋惜不已。

　　“研而优则仕”凸显评价体系单一

　　李邦河委员认为，出现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还与人们对各级领导口中频频出现的“领军人物”一词的模糊认识密切相关。

　　什么是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李邦河委员的答案是：是以学术思想和成就引领科学潮流的人物，而不是官。

　　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最大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爱因斯坦，但他不是官。

　　而在现实中，把“领军人物”混同于“官”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位科技界委员在小组发言时表示，一则材料让他哭笑不得：在报道某单位一个拔尖人才计划的成果时，第二项赫然写着：培养了93名所局级以上的干部。

　　“古人励志，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选择，人才走向，历来就有不同的路。”李邦河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众多委员的共鸣。

　　一位委员特别怀念刚参加工作时的环境，“老一辈科学家都在业务领域里名闻遐迩，但他们并不是什么领导。”

　　“尊重人才，不是尊重他去当官，这是两个需要厘清的概念。”陈凯先委员表示，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年轻人一旦优秀了，就只有给一个官位才是认同。

　　事实上，科技创新和科研工作管理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究竟是适合做科技攻关还是适合当官，应该因人而异，不能“一冒尖就做官”，这种“官本位”现象最终会影响科技创新。

　　这位被人称道的药物化学家十多年前就当选中科院院士，十个月前才出任大学校长。在他看来，真正尊重人才，真正解决好人才评价体系问题，应该是根据他们的业绩给予相应待遇和荣誉，回归专业领域内以知识创新能力为主的评价标准，从根本上激励科研人员。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