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扭送通缉犯的人是否构成犯罪，其实不在于被扭送者是否死亡，甚至不在于他们的行为性质和动机高下。关键只在于，他们在控制了被扭送者之后，是否将行为约束在“控制”疑犯所必需的强度之内，而没有非必要的加害行为？

　　据报道，河南巩义市通缉犯刘进学在被扭送过程中猝死，法院一审认定，白朝阳等扭送者犯非法拘禁罪，分别被判十年以上徒刑。在京部分刑法专家已经出具论证意见，认为“任何公民发现通缉人员，有权扭送司法机关，白朝阳等人行为不构成刑事罪名”。

　　由于没有看到证据材料，我只能暂且假定本案确属“扭送致人死亡”。扭送，即意味着某种正当性，也有法律条文作为依据，更有人将“扭送”理解为见义勇为。我先从这个角度说起。

　　几年前，针对“追打小偷致其溺毙”的案件，我曾撰文反对笼统地提倡见义勇为。简单的理由在于，人的生命价值不因做了坏事而贬损。法院判人死刑还要“三思而后行”，任何公民都无权处置他人的生命和自由———这是原则，除非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直接面临现实危险，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是例外。而扭送，则是另一个例外。

　　法律所规定的“例外”，也是受制于规则的，也就是，任何公民，当其选择这种例外行动时，对于行动后果就要有所担当。不能只想着立功受奖，忘记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何将善行约束在正当的范围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也决定于随后的演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扭送行为的限度，这并不必然有利于对付犯罪，有时甚至衍生新的不法。本案即是适例。

　　关注本案的许多人可能忽略了，参与扭送行动的人是否构成犯罪，其实不在于被扭送者是否死亡，甚至不在于他们的行为性质和动机高下。关键只在于，他们在控制了被扭送者之后，是否将行为约束在“控制”疑犯所必需的强度之内，而没有非必要的加害行为？而这正是我们从简单的报道中无法得知的。

　　毫无疑问，扭送行为必然涉及某种强力，而就本案而言，强力是否过限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第一，扭送行为可否被有权机关的行为适时替代？换言之，在警方可以“公干”的时候，普通公民就不要“出手”；第二，情况紧急，等不及警察到场而采取行动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将嫌疑人移交警方。

　　也正因为法律没有明确扭送行为的界限，所以不同的司法角色对本案必然有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法院可能考虑“人死为大”，所以要重处致人死亡者；律师必然考虑当事人利益，希望白朝阳等人获得轻判，甚至为他们争得无罪结论；刑法专家们一定是考量了现有的法律空间，以期循法而行，又不迷失刑事政策的目标；一般公众可能只是出于对通缉犯的义愤，本能地支持见义勇为，其背后的理由是寻求秩序和安全。

　　所以，“追打小偷”的人可能并不在乎小偷到底偷了多少，而只在于他们心里的安全感被打破，他们痛恨秩序被破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打伤甚至打死小偷，仍然要负责任。为什么？因为如果小偷没有死伤，他们原本是要受到嘉奖的。嘉奖和责任往往是相依附的。邓子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