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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的尊严需要政府护佑，更需要自己去维护。但是受数千年封建遗习影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习惯于“依靠”政府，缺乏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懂得依法理性维权的人还是少数。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已经高调宣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相信中国人由“臣民”向“公民”转变的速度将加快

　　本刊记者/王全宝

　　3月5日，周鸿陵早早就起床，他计划到市里办两件事：约一个朋友谈网络公民教育；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交流一下。

　　一年之前，周鸿陵搬到了现在的住址，北京市通州区东南的月亮湾小镇。

　　从北京的香山脚下，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地下室，再到丰台区的城乡结合部，都曾留过他的踪迹。在北京生活了已经十几年的周鸿陵，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换过多少个居住的地方，他戏称自己是“流窜犯”。

　　“这是我现在的名片。”3月6日，周鸿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先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现在是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

　　此前的2月28日，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几天后，在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如何才能激起广大群众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意识？周鸿陵认为，关键是要进行公民教育，培养广大群众的公民参与意识。

　　乌托邦实验

　　谈起公民教育实验，周鸿陵把自己的经历拉了很长。

　　197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17岁的周鸿陵在河北任县念书时，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银河与林春在《中国青年》上署名发表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文章。结合文章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周鸿陵模糊中意识到，民主法治才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从此，凡是有这方面的书他基本上都通读。

　　1996年10月，周鸿陵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附近“蜗居”下来。之后，他把更多的时间留在了“蹭课”上。

　　“我听过刘伟、李景鹏、张静、叶自成等很多教授的课，这对我以后搞公民教育有很多帮助，尤其是有不明白或者模糊的问题，我就直接向教授们请教。”周鸿陵希望通过这种“蹭课”的方式，弄清楚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

　　两年多的“蹭课”经历，使周鸿陵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要落实民主与法治，人的思想转变最关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慎之(已故)的介绍下，1999年12月，周鸿陵依托茅于轼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周鸿陵把它称为“天村”。 在“天村”得到第一笔基金会的公民教育项目援助后，周鸿陵开始了他的“天村”实验。

　　有了公民教育项目资助后，周鸿陵打算选北京或周边地区作为试验基地，但几经联系后都被回绝了。

　　“我们公民教育项目内容一般是培养公民意识、普及法律、公民选举、管理和监督这四项，一般是先电话和有关部门沟通，开始工作人员表示欢迎，但当我们真要去的时候，基本就被推辞掉了，原因大多是上级政府还没批准或者说要挂靠单位的介绍信。”周鸿陵认为被拒绝的最大原因是基层政府怕老百姓监督。

　　在数十次联络失败后，周鸿陵把目光移向了农村。2000年8月，项目最终辗转落户于湖北沙洋县。周认为项目落户成功的原因是：“这个县的常务副县长梁开金对村民民主培训特别感兴趣。”

　　“天村”试验，引来一大批国际国内媒体的争相报道，赞扬与否定的声音并存。2001年底，沙洋县民政局对这个非政府部门的综合调研、村民培训、咨询指导给出鉴定：对实施地的村民自治、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1年12月26日，周鸿陵将“天村”的牌子换成了“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下面简称“新民”)。2002年年初，周鸿陵找到了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处长王时浩，表达了新民中心希望能在北京做一两个公民教育样板社区的想法。

　　经过几番沟通，在民政部的协调下，同年4月18日，新民中心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达成了在九道湾社区进行竞争性直接选举试验的协议。8月17日，九道湾社区成功地进行了社区居民的直接选举。

　　九道湾实验成功后，周鸿陵在海淀、石景山等地相继开展公民教育实验。“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通过公民行动扩大公民参与，扩张公民社会实现社会转型”，在2004年北京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开展推动自荐候选人参选的实验项目后，周鸿陵如是总结民主实践项目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