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遭遇拆迁的老人的群像，正在我们眼前渐渐清晰起来。越清晰，越揪心。这些老人，原本活得或幸福，或困顿，或平淡，现在则因为面临拆迁，遭遇了几乎相同的命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家和亲人。

　　据媒体报道，半年来，已发生多起由拆迁引发的老人死亡事故。最近的一场悲剧，发生在5月10日晚，91岁的福建老人刘线，疑因担心拆迁后拖累子女而喝农药自杀。

　　  据说在自杀前，老人的儿女正忙着找房子租住，但困难重重。房东不愿租给带着老人的家庭，担心老人万一死在自己的房子里，会“不吉利”。

　　试着去揣想一位老人的心境吧。身后的老房子即将不存，安置房尚不见踪影，儿女们虽在忙碌奔波，但始终没有结果。而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无能为力。此情此景，难免会令老人觉得自己成为累赘。

　　集中的事故，已让我们意识到，在与城镇化相伴的拆迁过程中，老人实际上是最脆弱的群体。以他们的年龄、身体、心理，去承受拆迁中的焦虑和痛苦，实在令人揪心。半年前，吉林一位73岁的老人，就是因拿不出6000元的房租费，趁老伴外出找房子时自杀的。

　　那些陪伴他们多年的老房子，即将轰然倒塌。他们能做的，或许只是站在废墟边，与自己的过往艰难挥别。那里，可能有他或她青春年代的爱情、中年时的艰辛、老年时的落寞。不管是什么，这都属于一个垂垂老去的人难以割舍的牵挂。

　　但拆迁毕竟来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曾经的故事需要在这里宣告终止。然后，这些孱弱的老人，需要另觅他处，收留自己剩余的人生，在那里迎接新的开始。

　　可是对于一个难觅安身之地的老人，开始又在哪里呢？他们的盛年已逝，已无防护之力，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带给他们的不再是新鲜和希望，更多的是惊慌和无助。

　　所以，我们在媒体的报道里读到，刘线的身体本来很健康，但得知要拆迁后一直郁郁寡欢。在她死前三四天，村里人看见，她一直在抹眼泪，时不时念叨着“没地方去了”。

　　老房子一旦拆掉，同时瓦解的，还有老人们延续多年的生活和蓄积多年的情感。告别过去固然艰难，迎接未来更是不易。在遭遇拆迁的人群中，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无疑是最弱势者——他们已经不起折腾，失去了身后那座老房子，对很多老人来说，所剩无几的人生似乎也就失去了庇护。

　　这房子里，或许凝聚了他们一生的劳作，或许充满了他们生动的故事，又或许仅仅只是一个躲风避雨的住处。但不管怎样，有个“地方”可去，老人心里始终会觉得踏实。

　　然而在遭遇拆迁后，这些都不存在了。得到一笔“合理”的补偿——甚至，很多时候并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他们便“合理”“合法”地被推出家园之外。他们的命运，只是他们自己(至多包括他们的家庭及子女)的事，而并不意味着拆迁方及整套拆迁安置机制要负起责任来。

　　如此冷冰冰的逻辑，加诸任何人都是说不通的。尤其是当面对这一最脆弱的群体，我们有必要对这种逻辑加以沉痛的检视。

　　市场规则或许难以避免功利和冷漠。但社会和人心，必须要有其自身的温情和温度。拆迁安置如何启动、如何执行，尤其是当涉及老人时，在温情和温度方面，容不得漠视和疏漏。

　　进而言之，在设计拆迁制度时，是否该专门考虑到特殊人群，比如这些脆弱的老人，以使他们获得足够的保护？如此，那些遭遇拆迁的老人，也许就不会太过郁郁寡欢，也不至于四处苦苦哀求而租不到一处房子。这些老人，一旦“有地方可去”，也许就不会再自视为“累赘”，更不会决绝地自寻死路。相反，他们会在这个社会的人性化制度设计中，感受到人心的温度。

　　但愿这不是奢望。但愿少些关于拆迁中老人的揪心故事。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