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刑讯逼供是司法常识，刑讯逼供的危害尽人皆知，但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却屡禁不止、难以根除，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和反思。除了司法观念上的原因，刑讯逼供无法杜绝的关键更在于司法权力的规范、制衡和监督机制存在问题，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缺乏完善的制度性保障。我们需要将各种制度进一步系统化、精细化，形成防范、监督和惩治的有机链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合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5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规定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引发公众关注和舆论热议。

　　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这两个规定与时俱进，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重要创新，对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业内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又一进步。如果能够切实贯彻好、执行好，对于提高执法办案水平，预防冤错案件的发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个新规的出台，公众的关注点却聚焦在“刑讯逼供取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一条上，凸显出人们对有效解决刑讯逼供这一司法顽症的热切期盼。

　　刑讯逼供，在各国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国政府历来反对刑讯逼供，各种法律文件都明文禁止这种行为，并且还设置了刑讯逼供罪，但不可否认，在实际工作中，刑讯逼供还是时有发生。无论是这几年见诸报端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躲猫猫事件”以及“××死”现象，还是最近街头巷尾热议的赵作海案，这些错案的背后几乎都与刑讯逼供有直接的关系。刑讯逼供不仅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伤害，导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更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和目标，严重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按理说，禁止刑讯逼供是司法常识，刑讯逼供的危害也尽人皆知，但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却屡禁不止、难以根除，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和反思。应当看到，刑讯逼供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传统司法诉讼观念的负面影响，现代法治观念和人权保障意识还尚未在一些司法工作人员的头脑中扎根，“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认识还不乏有人赞同。除了司法观念上的原因，刑讯逼供无法杜绝的关键更在于司法权力的规范、制衡和监督机制存在问题，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缺乏完善的制度性保障。

　　一方面，相关法律规章不够完备、不够精细。比如，证据制度建设的滞后和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办案过程中事实认定、证据审查方面不严谨、不规范，给司法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暴力逼取口供提供了空间。此次出台的两个新规，无疑是完善证据制度建设的针对性举措。此外，6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也对严禁刑讯逼供给出纪律规定，对促进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和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防范和查处刑讯逼供的工作机制仍然存在不少欠缺和漏洞。突出地表现为侦查讯问监督机制不严密，刑讯逼供查证难、惩罚力度轻，尤其是在绩效考核评价和“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等办案结案压力下，刑讯逼供就成为“案件迅速突破”的捷径，事后即便被纠也往往在部门利益保护的思维下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杜绝刑讯逼供方面，我们还需要将各种制度进一步系统化、精细化，形成防范、监督和惩治的有机链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合力。

　　不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杜绝刑讯逼供，难点不在于完善相关司法制度，而在于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彻底摆脱以往不良司法观念和实践的惯性，从自身做起，遵纪守法、严格执行，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在这方面，进一步发挥媒体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促进司法实践更为公开透明、更加公正文明，同样值得重视。 毛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