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96名局处级公选干部候选人资料6月18日起“晒”在网上，进行一周的公示。同时，他们将被首次要求填报包括名下房产、婚姻状况、从事哪些投资项目等10项个人情况。与此同时，公选干部候选人还被首次要求填写《个人有关事项申报表》。一旦发现不实“交代”，将取消任职资格。

　　继新疆阿勒泰、湖南衡阳、宁夏银川等地实施官员财产申报之后，北京在官员个人事项报告上寻求制度突破，把拟任官员个人事项“晒”在网上。体现出一种权力谦卑姿态，值得肯定。

　　现实生活中，有的干部不是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而是权力寻租。有的干部把不符合条件的亲属安排到实权部门，或者为亲属经商大开方便之门。山西蒲县一煤炭局长经营煤矿10年获利逾3亿，名下房产达35处之多。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家族资产达20亿之多，就是官员个人事项不透明的腐败典型。

　　在我看来，如果把拟任官员房产、婚姻、投资等信息暴露在阳光下，是从源头约束官员贪腐行为的一项积极举措。不仅便于有关部门掌握新任官员廉洁自律情况，也有助于公众参与权力监督，树立对政府依法行政的信仰，约束公共权力不被私用。

　　“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虽说官员申报家庭成员财产收入状况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但是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群众不仅对其寄予厚望，而且有权监督其如何使用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讲，干部家庭成员的有关信息并非单纯的个人隐私，而是一种公共资源。拥有公众权利和公共资源的人，必须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把领导干部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两高”司法解释还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罪名。这些都为官员财产申报提供了法律制度驱动力。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拟任官员公开个人信息只是落实社会监督的第一步，如何让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制约才是问题的关键。从本质上讲，不仅新任官员个人事项应该申报，所有官员个人信息都应如实申报，官员申报个人事项自觉接受民众监督，应成为制度常态。而且官员个人事项申报以后，如何公开，在什么范围内公开，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与以前官员个人事项报告限定在有关部门内部掌握不同的是，北京把拟提拔官员信息“晒”在网上公示一周，规定一旦发现不实“交代”，将取消任职资格。这是一个制度亮点，此举有利于还原公众的知情权，加强监督效果。

　　但从监督效果上看，有关部门对拟提拔官员的个人信息公示一周以后予以撤除，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如果官员个人事项能够经受民众检验，何必介意“晒”在网上？如果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建立官员个人事项报告长效机制，对官员个人事项公示进行跟踪、动态管理。如此，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将逐步实现从新任官员到所有官员，从零星公开向全面公开，从内部公开向外部公示推进。这也将为全面推行官员财产报告制度积累经验。(叶祝颐 作者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