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4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13日刊文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发生后，日本全国掀起反核浪潮。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日本超过70%的民众反对核电站重新运转，8月，民众在东京召开大型集会，要求全国的核电站停止运行。日本《每日新闻》称，停止核电站运转所需成本费用高达3兆日元，2012年全国面临至少一成电力短缺。日本由此陷入“脱核”与电力不足的夹缝，进退两难。
文章摘编如下：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发生后，日本全国掀起反核浪潮。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日本超过70%的民众反对核电站重新运转，8月，民众在东京召开大型集会，要求全国的核电站停止运行。日本《每日新闻》称，停止核电站运转所需成本费用高达3兆日元，2012年全国面临至少一成电力短缺。日本由此陷入“脱核”与电力不足的夹缝，进退两难。
为顺应民意，刚刚下台的日本前首相菅直人7月提出日本要实施脱核电政策。近日，日本脱核电政策日渐明晰，国会通过了《再生能源特别法案》。法案规定，日本将逐步减少核电使用，并最终停止使用核电。从2012年7月开始，全国各电力公司都必须用自然能源发电。
资料显示，日本目前的核电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9%。如果要降低对在整个电力构成中占三成的核电的依存度的话，何以填补能源缺口，替代能源如何解决，如何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再生能源特别法案》显然缺乏综合战略，也没有具体化的路线图，被媒体斥之为未经充分酝酿的“空论”，是“不负责任”的。
作为一个大方向，核电将本着“减法原则”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逐渐削减，同时提高风能、太阳能等自然清洁新能源的份额，直至将核电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乃至最终消亡，虽然已不存在太多的争议，却有待政策的细化。至于说废核最终能否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可望在多长的时间内实现，在现实操作层面尚存在诸多阻力，有些问题不大，可有的问题却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机制，被认为是尾大不掉。
一是能源缺口如何填补的问题。这曾是反废核派的最有力立论，却被证明是一个伪问题：震后，全国54座核反应堆中，35座已然停堆，到8月还有5座要检修停堆，而巨大的电力缺口在今年夏天“猛暑”中，并未造成太大问题。人们发现，电力总量虽然减少了1/4，但减少的部分原本就是“多余”的。当然，如短期内核电进一步削减的话，也许会对国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这就要看代替能源问题如何解决了。
二是自然新能源产业的孕育和成长问题。核电的削减有赖于风能、太阳能等自然新能源的成长，而由于长期产业政策等原因，目前这一块所能提供的电力仅占区区1%，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前由于日本国家能源战略向核电过度倾斜(所谓“原子力行政”)，对新能源的投入不够，以至于未能成为支柱产业。随着能源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调整，该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第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真正是日本的难言之隐，故至今未见端上台面：过剩的核电制造能力的消化问题。随着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开发，日本核电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日立―美国通用、东芝―美国西屋、三菱―法国阿海珐。大约从五六年前开始，无论哪国制造商中标，日企的份额都是被确保的，国际核电市场的“东洋势力”已成为最重要的存在。而日本自己便在这个市场中处于仅次于美法的第三位，其内需本身便是维系其制造能力的关键之所在。倘若这块蛋糕逐渐“缩水”以致消失的话，几家日系跨国公司的强大到过剩程度的研发、制造能力将如何消化、转型，对日本来说是最头痛的问题。
其实，“3•11大地震”从某种意义上说，让日本“因祸得福”。地震、海啸、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地狱试炼，让日本人看到了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界限，客观上成了全社会反思战后消费主义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契机。这种空气对人的改写是深刻的、持久的。这方面，震后美国东方学者唐纳德•金的话颇具代表性：“让核电消失，是安全的。我觉得，当下的日本正面临一种选择：是接受基于清算此前消费方式的、面向新时代的耐贫乏生活，还是一味拒斥，以至于将来面对更大的环境破坏？”(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