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戏论戏，今年香港两出贺岁片《家有囍事2009》与《游龙戏凤》可说是瑕瑜互见：在故事的完整、情节的可信、拍摄的手法，以至选角和制作质素(production value)而言，由好莱坞学艺归来的刘伟强执导的《游龙戏凤》，都比几乎“逢片必烂”的谷德昭的《家有囍事》更合乎专业水平。然而讽刺的是，《家有囍事》上映第一周已收逾港币一千万元，成为贺岁片之中的大赢家；而《游龙戏凤》的票房则仅及它的一半。这样“与质素不符”的成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贺岁片是华人社会独特的电影品种。观众看贺岁片，就像新年派红包、吃年糕、逛年宵市场和转风车一样，与其说是一种消费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不得不做、做了才心安的仪式行为或者刻板行为。

　　成功的贺岁片，首先要改一个大吉大利，即广东人所谓的“好意头”的片名。农历新年既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自然视家庭价值为至高价值，所以贺岁片宣扬的永远都是家的热闹、和谐和幸福，家庭成员之间所有的磨擦、龃龉和误会，都不过这个主旋律的喜剧变调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家有囍事2009》的卖座不只合情合理，甚至可说是理所当然。影片的喜剧前提当然是过时得要命——所有的戏剧冲突皆源于“长女未嫁，弟妹不能嫁娶，否则多灾多难”的家规——即使看电影的乐趣，是要投入在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中，并且暂时放下存疑的态度，但要我们相信今时今日还有家规，而且还是那样的家规，却真的有点强人所难，甚至欺人太甚了。

　　可是，因为《家有囍事2009》是贺岁片，一切都变得不重要。电影要建构的从来不是一个虽未经证实但有充分根据、很可能发生或很可能成为事实的世界，而只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世界。贺岁片可以连最起码的可信性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入戏院看贺岁片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迷信成份的信仰行为。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家有囍事》就像烟花、桃花、挥春和舞狮一样，是庆新春大合奏的其中一把声音。只要它说的是吉利的话，谁管它合理不合理？

　　香港人对《家有囍事2009》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还因为这出戏的前身——《家有囍事》和《97家有囍事》——承载着他们的集体回忆。的确，《家有囍事2009》令人百感交集，除了一份今非昔比、新不如旧的惆怅之外(古天乐不是张国荣，郑中基更不如周星驰)；它还令我们想到回归前香港人自给自足和自信心十足的那段“老好日子”。

　　如果《家有囍事2009》受欢迎，因为它唤起我们怀乡、思家的温馨感觉，观众觉得《游龙戏凤》煞风景，正由于它在有意无意间提醒了我们已经回不了家。《游龙戏凤》讲的表面上是个了无新意的《风月俏佳人》("Pretty Woman")式的爱情故事，实则编导已按照香港今日的现实对这个童话做出了“更新”。

　　刘德华饰演的亿万富豪，是一个根据《雍正皇朝》和《康熙帝国》等大陆历史剧的满清皇帝形象而塑造成的角色。跟这些权倾天下的九五之尊一样，富甲天下的上市公司主席原来是最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人。权力带来责任，绝对的权力带来非人的责任。他要建立帝国，扩张版图，便不得不爱得闪缩、爱得窝囊。

　　这是港产片尝试借中国历史来诠释和理解香港人处境的一次有趣尝试，难怪连片名也改为讲正德皇帝调戏李凤姐的《游龙戏凤》了。至于张涵予饰演的情深义重、除了钱、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之外，什么也不欠缺的内地装修工人，更是大陆人在港产片前所未有的好情人形象。

　　(摘自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6期 作者：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