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有非洲血统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正式就任，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大事。这显然并不只是政治中事，因为连科学期刊也都以封面作了报道；英国出版的顶尖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封面，就是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在白宫会面的照片，封面的大标题是“移交”。

　　近代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其来有自，究其原因自是与近代科学发挥的巨大效用有关，其中最显著的，则莫过于二次大战科学研究成就的原子弹，而这个毁灭性的科学威力展示，正是坐实战后科学在国家政治中重要地位的主因。

　　从事科学活动有许多层面，许多纯粹的说法常要强调，那是一种求知的好奇心，是一个爱智的行为。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爱智的行为自来就有，却少有如科学的得到如此巨大资助，而其背后正是一个功利效果的原因。

　　二战后科学得到支持产生许多的现象，其中之一是各国豢养科学家的日益增多，正如已故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布朗曾说的，“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科学家的增加，远超过全国人口的成长速度，科学研究群体的扩展，基本上是研究经费增加的一种市场效应。”

　　著名的大物理学家杨振宁也说过，在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做研究生时，平均一个于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要比几十年后的理论物理学家大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是人数膨胀不一定带来质量的提升，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冷战的对峙和二战后扩张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和科学成就了一个相互为用的关系，也更造就出越来越庞大的科技研发群体，这个趋势日盛一日，没有减缓迹象。

　　在理想的情况下，科学在文化上的角色和定位不偏不倚，搭配合宜的应用发展，自是然可以持续长久提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生存问题。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今天说该指责的是过度的经济扩张，那么科学提供的一种立竿见影因果思维，技术所带来的便宜利用火力，亦难辞其咎。

　　在上一个世纪里，已有许多关注人类历史发展的思想家，对此提出过警语。一九九二年，当时捷克总统哈维尔便发表了《近代纪元的终结》的演讲和专文，指陈以近代科学思维推动的一个近代纪元，已然终结。呼应哈维尔的声音，并非没有，只是在全球追求国家经济成长的惯性列车中，谁也没有下车的空档。

　　现在发生的全球金融风暴，检讨起来，也不全只因为金融体系无管制的扩张，背后更有哈维尔所称“近代纪元”的一种认知思维，也和布朗所批评的，科学发展本位主义的偏执有关。

　　在今日错纵复杂的科学与政治关系中，绝对的不偏不倚，或许已愈来愈没有空间，正如十多年前布朗对当时美国科学界所提出的针砭，“科学的研究得以繁盛，只有在一个经常乱糟糟，看起来好像不合理的多元政治大体系中才办得到。”

　　如果看《自然》杂志提出的对奥巴马政府的期待，从气候变迁、能源问题到干细胞研究，也都难免科学知识立场上的偏好。但是《自然》引用美国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在《旧金山纪事报》上所讲的一句话，倒是颇有新意。他说，“我们要的是解决的办法。我敢大胆的说，我们不要只追求科学论文了。”

　　朱棣文提出的解决办法，确实触及了最根本的问题。许多对于近代科学思维的反省讨论，寻求面对当前问题的解决办法，需要的是一种不纯粹科学的新思维。

　　(摘自台湾《知识通讯评论》月刊七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