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0日电 香港《新报》20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华文化、传统和习俗，都是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认识农村文化，才能深入的了解中华文化。香港人的文化是现代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格格不入，兼且了解认识也不多。国家的重要政策都是跟三农问题里里外外拉上关系。香港人要多关心农业问题、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才能洞悉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而找到配合国家大政策的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

　　文章摘录如下：

　　“国民教育系列”第三期课程不久前刚顺利完成，邀请了以研究内地三农问题而著名的经济学者温铁军教授来港，为香港人解构内地三农问题的成因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分析。

　　中国以农立国，中华文化更是建基于农村社会，中国更有超过七亿的人口生活于农村。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再表示对全国七亿农民生计的高度关注，每年的国务院第一号文件，都是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而今年亦不例外；且去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解决三农问题，赋予更长的土地承包期限和促进经营权流转等议案，更成为了与会内的讨论焦点。正值当前金融危机，各国加强内需市场的消费力度，亦相信在未来日子中，中央政府将会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消费等视为中央的首要任务。

　　三农问题是指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及农民问题所生引发的问题，据温教授说，三农问题主要产生于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而农业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的大规模净流出使然。

　　诚然，三农问题是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以来所难以避免的问题。中国在建国初期，由于刚经历了连年征战，再加上与前苏联关系趋紧张，国家缺乏充足资本以实现工业化，百废待兴，是故立国初年要凭借鼓励及发展农业而掘出第一桶金，这亦为未来工业化准备了充足资本。

　　当国家实现工业化，大量土地被征召作为工业用途；工业化、城市化虽然促使东部沿海城市先富裕起来，但西部以至其它农村地区的发展赶不上一二线城市的高速增长，城乡二元结构令贫富差距加剧；大量农民走往城市谋生。

　　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第一次是1984年前后的“以地兴企”，当年财政分级承包在全国施行，导致当时追求地方财政收益的地方政府需要启动地方工业化；由于政策允许土地变现收益主要在乡村内部分配，当年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第二次是1994年的“以地生财”，工业化导致地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而分税制改革导致在税收的比例上中央占取大部分，于是地方需要直接占有农地以实现土地资本化；

　　第三次是1998至2003年的“以地套现”，在市场化改革后，银行成为了独立资本力量，失去对金融部门的部分控制权的地方政府要通过不断占地，才能不断从银行套取资金。

　　中国的农耕土地虽占世界的7%，养活近22%的人口；但中国的可耕地才占全国土地的18%，而且农耕地面积不断萎缩。农地不足与圈地实在不无关系。圈地可以直接破坏农地的用途。

　　中华文化、传统和习俗，都是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认识农村文化，才能深入的了解中华文化。香港人的文化是现代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格格不入，兼且了解认识也不多。

　　国家的重要政策都是跟三农问题里里外外拉上关系的。香港人要多关心农业问题、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才能洞悉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而找到配合国家大政策的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何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