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答应过胡适要写他的自传，但是直到他55岁离去时终究不曾为他自己写过任何才情文字。民国之初那些年里，胡适感叹中国文化界缺少传记文学，于是四处鼓动文坛友朋留下“个人史”，包括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可惜应者寥寥。因此，旧友郭沫若、李季先后出版自传，胡适还很高兴。

　　因临近四十二岁生日,笔者找出胡适先生四十二岁之时出版的《四十自述》，细读颇多感慨，当年胡适之吁七十年过去又如何？

　　虽然胡适当年的自述以今天的眼光看，真是“文学得很”(连他母亲的订婚都写得栩栩如生、颇多对话)，但他毕竟真切地以自己的眼光追述描画了个人历史长河的朵朵浪花。细致的笔触、张扬的用词，展现了这位国学大师的另一张面孔：亲切、简洁、自信却又充满智慧。而他当年通过上海东亚图书馆刊行这部薄薄的传记之时，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那个被称为星光灿烂、大师辈出的年代。

　　在中国，自传之不受青睐也有传统，或许是因中国文化重社稷、轻个人的文化观念，自传文体被烙上西洋文化产物之印便情有可原。胡适所希望的，当然是一种在宏大叙述之外的、对涓涓细流的描摹，或许更真实和隐秘、但肯定更多细节、更富动机，可供人对人类进步之文化洪流的形状能有更多个案进行实际研磨。

　　当1949年新中国来临，知识分子刚刚收起的家国选择重新来过，宏大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奉行自由主义的胡适选择了台湾并最终在1962年的2月病逝于台北。这期间的中国知识界经历的冲撞、彷徨、游离和命运抉择的人生戏剧，何止一位胡适先生。

　　巧合的是，胡适病故4个月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于1962年6月正式创刊。从那时以来，这本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刊物便集合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量文史资料，学界誉之为“民国史长城”，甚而成为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各汉学中心、东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其地位已无其他中文刊物可比肩(直到去年春天，随着海峡两岸气氛转暖，首批《传记文学》丛书登陆亮相，加入了中国大陆知识界自传文学方兴的细流)。

　　以上述脉络可看出，当年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的《随想录》竟然成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学读物，以至后来连文革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和揭发信都具有超级史料价值，再后来则以杨绎先生的《我们仨》和季老在97岁高龄时出版的《季羡林自传》为高峰。然而无论怎样，人们似乎还不能承认那些影视歌明星们出版的自传类文字可以入列知识界自传文学——他们虽然满足了社会大众的阅读需要，但却不能提供一种理性的、反省的、警示的思考。

　　如果人们读过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不是会想知道陈先生要如何叙述自己的一生？在他人的观察、猜测和理解中，他自己如何去看待命运的转圜，这毕竟是一场思想对话中的缺席——自传的社会化价值绝不是自娱自乐，而应是那些时代的“微缩景观”。

　　事实上，无论从国家文学史或个人命运史的角度，自传文学都是一种必要的文学样式，它在外部世界的客体解读之外，可以内部心灵的主体解剖提供某种自证、自辨、自述的视角，使偏见、误解、动机在不同的观照下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它可以加入这场人类灵魂探索旅程的风景，可有别样的“我的”欣赏姿势。

　　随着国家财力日渐殷实以及国际地位的微妙变化，某种历史性的宏大叙述风格正在重新降临到中国，落在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头上。在社会时局变迁面前，在“发财还是发言”中选择了后者的知识分子们(袁伟时语)，若要作个人史的叙述已有更宽松的环境和思想空间。当然，还有互联网，这种新生的以高科技名义开垦的处女地，更可以无限量地承载着更为便利传播的自传。

　　多年前，我曾鼓动父亲撰写他的自传，对新中国航空史上第一代飞行员的曲折命运作一写真。正是他已写完的数万字文稿，使我看到一个时代的洪流，如何裹挟着他的父辈以及整个家族。也使我看到了那个生动、真实的、自然的父亲形象——在这个崇尚集体叙述的国家，他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公众人物，但他的记录还原了他的时代。

　　中国知识界需要更多自传，更多基于个人视角的价值重估。

　　(摘自美国《侨报》 作者：张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