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5日电 4月13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刊出韩方明的文章说，近年来，中国执政高层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执政为民”，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对民众的信任和执政党日益增强的自信和开明。

　　文章摘录如下：

　　4月13日，中国政府发布了22000多字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内容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人权教育和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以及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明确了未来两年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要求和具体措施。

　　历尽劫波 重新出发

　　抚今追昔，回看中国近代以来的人权状况，的确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共控制的根据地就制定了一系列人权约法，如1940年的《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建国之后，各项事业都在进行，人权保障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推进。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实施，对公民的基本人权给予法律保障。可惜，十年“文革”导致人权状况遭到严重破坏。

　　进入21世纪后，有一件事情让人难忘。那就是发生在2003年3月的广州“孙志刚事件”及其引发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变革。经过社会的大讨论，中国政府废止了沿用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更加符合法治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是中国政府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体现了对人民生命权、公民人格尊严的尊重。

　　2004年3月，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随后的4月，中国发表人权白皮书，这是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人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有西方国家抓住中国做得还不够的地方，以偏概全地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生产力欠发达、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仅仅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先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在保证“衣食足”的前提下，对人权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要求。

　　近年来，中国执政高层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执政为民”，并形成了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减轻民负、实行民主”上做了大量工作，使人权状况在过去几年得到了明显改善。

　　司法救济、民间维权、游行示威、自由表达权利诉求等，都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现象，而国家和政府层面对合法游行、示威等活动的宽松处理态度，也说明了对民众的信任，说明了执政党日益增强的自信和开明。

　　在这种信任和自信下，中国社会的权利享有顺序，从原先那种忽视个人权利的“国家-集体-个人”的排序，向“个人-集体-国家”转变。无论男女、贫富、城乡户口之别，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视作为个体的人——公民的合法权益，日益朝着重视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作用的公民社会转变。无法想象的是，个人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社会，会成为一个理性、有秩序的和谐社会。

　　让人权保障与国际接轨

　　但是，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的人权交流与合作。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业政策公约》等20多项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并陆续生效。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先后批准和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式生效之后，中国就将其作为自己国家法律的一部分来施行，对司法和执法机关的侵权事件将有更大制约。

　　中国与西方很多国家的人权观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西方社会认为“天赋人权”，主张人的权利都是“上天”或者大自然赋予的，是人类与生俱来就应当享有的权利，数百年前就成为公众的共同信仰。而中国则更多地将人的权利认为是应由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无论如何，人权、民主、自由、发展，这些诉求都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共同话语，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都必须充分尊重人的权利。

　　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解决劳动争议三方机制的建立，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援助，甚至对犯罪服刑人员的合理善待，都是可以看到的进步。前不久出台的新医疗改革方案，也是为了保障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人们在公平的机制下平等享有公共福利。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中国人权保护史上又一个重要举措，也使笔者对中国人权的进步有了更大期望。如果能切实落实，中国的人权状况无疑会有更大和实质性的改观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