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高考1977》有感:知识人的反思与困局
一九七七年底，停顿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彻底改变了上个世纪中国大陆后半程的历史走向。高考制度，是那个时期大陆极其狭窄的人生道路中的光明之途，几百万原本前途迷惘的知识青年，终于可以依靠自己努力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高考制度的恢复，否定了“文革”时期的知识无用论，撤销了此前三十年的阶级成份决定论，很多被打压到十八层地狱者，于绝望中看到了曙光。为期长达近三十年的知识人受打击被流放，几百万知识青年遭发配去下乡，大陆知识界受到的公开侮辱和损害也终结了。
中国当局恢复高考的举措极其深远的影响，决定了此后三十年的国家命运与经济文化趋向。
从恢复高考这个特定的角度，重新回溯三十年前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历史瞬间，是一个纲举目张的绝佳点子。上影集团投巨资拍摄的影片《高考1977》，通过一群在东北某农场劳动的上海知青在高考前后为自己的命运而努力的辛酸悲喜，力图切入那个微妙的时刻，可以说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合适的事情。这部影片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跟题材的高度敏感和切身记忆有很大的关系。
《高考1977》有三个故事线：农场场长老迟和知青潘志友两个男人从摩擦到沟通最终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是电影的核心元素之一。老迟是退伍军人，为人粗鲁，性格暴躁。他一心要留住潘志友，甚至不惜阻止知青们参加高考。这个故事的侧重点在老迟身上，是大陆电影褒扬“质朴劳动人民”的典型手法。“粗俗而真诚”的农民这类人物形象，长期以来都凌驾于“斤斤计较思想落后”的知识人之上，有才能的知青潘志友同样受他的感化，决定放弃高考留在农场。
故事之二，是潘志友和女友陈琼在东北插队时的苦难人生中悄然开放、令人心碎的爱情——他们的感情压抑而又激烈，无言而狂放，期盼又绝望。这是苦难之花，也是伤心之花。但是电影在他们的关系上，缺乏明确的指向性，不知道要用这个关系来表现什么。最后，编导人员使出了下下策：拍床戏，让女主角全裸。
故事之三，是“历史反革命分子”陈甫德和他受尽屈辱的女儿陈琼的家庭破裂、父女情仇的故事。
这三个故事，相当复杂地穿插在一起，并无明显的主次之分—虽然看起来潘志友和陈琼是男女主角，但是大陆丑星孙海英力演绎的场长老迟却把白皮小生王学兵扮演的潘志友压住了。编导人在切入这个历史时期时，似乎并没有想明白到底要把影片的重点落在哪里。只能把电影割成三个部分，企图多侧面、全方位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残酷/温暖，爱情/绝望，分离/重聚。
我个人一开始就对这部以高考为表现立足点的影片抱有极大的期待。电影荧幕上，鄙陋、顽劣、丑恶、弱智和低俗的趣味，多乎久矣。对所谓传统人性的丑恶的发掘，延续了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吃人”主题，并且将这个偏激的、在社会嬗变、动荡和革命交缠不休的观点，具体化、图像化，其典型的代表，在文学上是“寻根文学”作品，在电影上，是《黄土地》、《老井》、《红高粱》和《黄河谣》等“西部片”。
这些作品里的丑陋中国图像，以献丑的方式博得了西方的稀疏掌声，并且再度疏离了普通观众和现实的关系。人们只能通过小道传音的方式来理解自己当下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陆“新时期”文学初期，人们以反思人性在特定时期的扭曲为题材，主人公大多数是饱受折磨的知识人。他们的痛苦，由身体而至于精神，是高层次的痛苦。例如张贤亮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绿化树》里的迷惘而苦闷的主人公章永璘，在痛苦的饥饿和尊严的破损中，仍然苦苦地思考人性的本质问题，并且通过马缨花这样一个美好的农村妇女的形象，提出了一个善良人性的诉求，同时还在拼力维持并指示人的基本尊严。
后来，电影跟随着文学中的“寻根文学”热潮和电影的“西部片”盛行，大陆文化界开始流行起了“恶叙事”。银幕中歪瓜裂枣的丑星，变成了影片里的主角，并且以邪恶和凶残的方式，完成了对人性中狂躁特性的追忆。整个电影界的叙事开始了急剧的转变，画面由温和而变成了惨烈，人们由现实而进入了寓言。
大陆文化界对知识人和知识阶层的痛苦反思，还没得到展开就戛然而止。此后二十年来，荧幕上以人性恶为基本的思考逻辑，以丑星作为粗粝本质的丛林叙事，成为了主流。
这种恶叙事，是对十年“文革”时达到了顶峰状态的破坏的有趣呼应。“文革”时，红卫兵在最高指示的激励下，到处砸破粉碎火烧，全国范围的传统文化古迹和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十年以后的“恶叙事”，似乎是这种“焚书坑儒”的热情的继续，再度将文化打入冷宫。从“恢复高考”这个重大事件而引发的大反思，还没有真正展开，就被引入了歧路。
《高考1977》里陈甫德和他的女儿陈琼的悲欢惨剧，在这种“恶叙事”的背景下，反而变成了鲜亮的“异举”。
陈甫德是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却有一个可怕的身份：历史反革命。在那个时代，这个“邪恶的印记”不仅意味他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永世不得翻身，还会牵累妻女并导致家破人亡。陈甫德长期遭受羁押和批斗，跟发妻被迫彼此分离而最终天人相隔。女儿陈琼因为他的连累，从小遭到了让人窒息绝望的歧视和打击，而开始对父亲产生了仇视和憎恨心理。
《高考1977》里，陈甫德从一个位居高层的老朋友那里听到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冒险悄悄打开封存了各种书籍的学校仓库，找出积灰的中学教材，只身离开上海，踏上北驰的列车，开始寻找分离了近十年的女儿陈琼。他要让女儿参加高考，改变命运，获取尊严。
陈甫德是一个在天都塌下来了，仍然挺直腰板，默默忍受，绝不轻言放弃的老一辈知识人的感人形象。可惜《高考1977》没有意识到陈甫德这个人物形象的重要性，把他冷在一边，而把大量的镜头浪费在孙海英这个新时期的丑星身上。他扮演的农场场长老迟，以所谓的质朴善良，展示着在一个特定时期的人性扭曲和对知识人的深切诽谤而造成的荒漠景观。
这种形象试图告诉观众，老迟虽然粗鲁、低俗、暴躁、不近人情，但是他的善良浓度，超过了大多数实际上或许更有价值的知识人。这种善良的特质，在此前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里大量出现，构成了一种畸形“阶级叙事”逻辑下的典型革命群像。老迟从阻挠知青参加高考，到拼力帮助，完成了他个人的精神升华，而使得电影的重心再度向他这样一个新款高大全老农民的形象倾斜。
一部以表现那些年轻而已经饱受煎熬的知青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努力拼争的影片，由此蜕变成了对老迟的伟大人格而感发出来的颂歌。这种电影叙事逻辑上的走偏现象，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以来，在大陆电影作品里屡屡出现。这是大陆电影界失去了思考力和自信力的明显病征之一。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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