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3日电 香港《大公报》3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影响高级别会议日前开幕。联合国启动一次世界性会诊，向全球金融病开刀。就像中医越来越受到全球认同一样，中国以积极负责的大国态度，大力支持“全球会诊”，受到普遍重视。

　　文章摘录如下：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影响高级别会议”召开，预示联合国启动一次世界性会诊，向全球金融病开刀。金融病命门只有一个——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失控。危机暴露金融监管存在三大失控问题：一是过分相信市场作用；二是监管体制落后于实践；三是国际监管体系尚未形成。

　　6月24日，“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影响高级别会议”开幕。此次会议是联合国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议。笔者以为，此次有126个国家派代表出席的全球峰会，预示联合国启动一次世界性会诊，向全球金融病开刀。

　　全球金融病入膏肓

　　联大主席布罗克曼在开幕式上说，“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但危机也意味着机遇，国际社会应借此机会查找问题，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他还指出，“经济早期复苏的前景暗淡，迫使各国准备面对长期的贸易、投资和就业下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困境。”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世界正面对着联合国成立6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尽管目前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趋向稳定和增长的迹象，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复苏的‘萌芽’，这场危机的影响可能会延续几年之久。”

　　国际金融协会预测，今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私人资本同2007年相比将下降82%。世界银行则预计，这些国家的金融缺口将达到7000亿美元。每年将有一亿多人口陷入极端贫困。

　　世界正经历着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贸易、投资和就业都出现了全球性大幅下滑。如何减轻危机的后果，如何消除对世界最弱势人口的影响而采取紧急和长期应对策略，如何启动改革国际金融结构的对话，如何彻底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等等，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头等大事与当务之急。正是这样的背景促成此次峰会。据联合国网站报道，在3天峰会期间，还举行4场主题圆桌会议，包括众多世界领导人在内的高级代表以会诊方式探索治疗方案，探讨如何向全球金融病开刀。

　　就像中医越来越受到全球认同一样，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峰会以积极负责的大国态度，大力支持“全球会诊”，受到普遍重视。外长杨洁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共同发展》的讲话，突出了五个重点：

　　一是强调危机中联合国重大作用。“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促进国际经济与发展合作的重要机制。中方支持联合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为发展中国家大声疾呼。“发展中国家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却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发展中各国普遍面临外需下降、贸易萎缩、外资撤离、侨汇减少的困境，外部融资难度上升，外部发展环境恶化。根据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大幅下滑，新增5500-9000万赤贫人口。处于长期饥饿状态的人口将从8.5亿飙升到10亿。在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我们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中国支持“全球会诊”

　　三是呼吁国际社会应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宏观的角度审视发展问题。“应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将解决发展问题、化解发展危机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我们要深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加强发展机构，加大发展投入，确保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受影响。”

　　四是提出了“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国际贸易增长、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拓展和深化南南合作”等四方面建议。

　　五是提出了“中国诊断”：“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中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国际社会应着眼长远，按照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以塑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体制框架。”并开出三个“中国药方”：“首先，要继续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发展中国家担任上述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其次，要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监督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平衡性。第三，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

　　全球金融风暴袭来，对“金融病根”的诊断五花八门。笔者以为，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金融病命门只有一个──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失控。

　　“看不见的手”已失控

　　其一，金融危机暴露金融监管存在三大失控问题：一是过分相信市场作用。误以为政府“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过度相信市场自我修复能力，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隐患。

　　其二，监管体制落后于实践。近十年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迅速发展，使发达国家错误认为现行监管模式和体制是有效的，没有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监管体制的有效性，本次金融危机暴露的监管机构之间摩擦、内耗和推诿，都是证明。

　　其三，国际监管体系尚未形成。国际合作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机制，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

　　笔者历来肯定“国家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中国综合模式”的优势。中国政府采取了必要措施应对金融危机，一些改革已经开始。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包括“病因诊断”、改革方案的研究和执行，并将加大对全球经济稳定、银行监管和金融稳定方面的参与程度。笔者相信“中国诊疗”将为全球治愈金融病起到重大作用。(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