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9日电 香港《大公报》日前刊文《IMF特权历史应终结》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组织的代表性、执行力和平等参与程度，引导其发展成为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而在迈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诸多阻力，但无论何种阻碍性力量，恐怕都无法逆转IMF作为特权符号历史的终结趋势。

　　文章摘编如下：

　　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梦方醒般地寻求扩大“全球最终借款人”的角色，恰恰凸显其过去65年来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时的角色错位。假如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世界银行迈出了自身改革的关键一步，作为战后世界经济权力符号表征的IMF将越发显得孤立。

　　一向喜欢在议题设计上有利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召开，尽管仍是有关各方的关注焦点，但其地位和影响却在不可避免地下降。或许，西方的财经领袖和金融家们这几天会倍感懊恼。但是历史不能假设，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既然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变迁的导火索，是很难被人为熄灭的。其实作为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已经部分接受了业已发生的全球经济格局大洗牌的事实，并着手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秩序调整做准备。

　　已成最后堡垒

　　如果说，不久前结束的20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初步确立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那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制度安排里，美国不仅不是输家，而且将继续扮演主导角色；但是利益受损最大的可能是实力相对下降的那些二流资本主义强国。

　　也许这些老牌工业强国会抱怨美国的冷漠，但在形势比人强面前，一向信奉实力至上的美国从来都会做出对本国利益最有利的选择。在会议开幕式上，来自美国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讲话在发展中国家代表听来会相当受用。佐利克呼吁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比例进一步增至50%，认为世行的改革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说，发展中国家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帮助世界经济实现更加平衡发展的关键。因此，世行投票权的安排应该反映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现状，体现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作用，增加其话语权。

　　相较佐利克的表态，来自法国的IMF总裁卡恩的心情无疑要复杂的多。尽管卡恩执掌的IMF也呼吁加大对低收入国家援助，并决定将2014年之前的优惠贷款额增加至170亿美元，此外还在IMF计划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方案中，将约200亿美元提供给低收入国家。但是在备受诟病的IMF治理机制改革问题上，卡恩显然不想迈大步，而是称：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需要新体系，但IMF职责改革仍无路线图。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拒绝了要求IMF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的呼声，决定“采用现有的份额公式作为工作的基础”，来实现将至少5%的IMF份额“从代表性过度的国家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其发表的公报轻描淡写地就其自身改革做出了“打算在下次会议上采取一个公开的、建立在资质基础上的、透明的IMF管理层遴选机制”的说明，凸显作为全球经济权力的堡垒。

　　不仅如此，IMF还大打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张牌，试图转移国际舆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IMF改革的注意力。卡恩重拾65年前IMF成立时的初衷，支持建立“储备池”，力图扩大IMF的“全球最终借款人”职责，称在这样的机制安排下，各国无需再各自积累巨额外储，国际社会亦可有效震慑投机者的攻击。

　　角色不能错位

　　表面看来，IMF的角色回归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节约相关交易成本。但在IMF成立已逾60年的今天，才如梦方醒般地寻求扩大“全球最终借款人”的角色，恰恰凸显其过去65年来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时的角色错位。

　　应当肯定，IMF成立以来，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的确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其在危机年代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至今仍令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当痛恨。尤其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IMF的颐指气使以及对危机受害国经济主权的粗暴干预将这个权力符号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自那以后，发展中国家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会向IMF求援。

　　而国际社会改革IMF的呼声也在逐年增高。本来，去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为IMF挽回国际声誉，扩大行为空间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在拯救全球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面前，仅有2500亿美元可贷的IMF显然力不从心。即便可贷资金扩大到今天的7500亿美元，依然无法承担“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改革之势难阻

　　其实，IMF更应审视的是如何适应业已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通过自身建设性的改革来确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新坐标，而非一味拖延改革或者转移改革视线。假如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世界银行迈出了自身改革的关键一步，作为战后世界经济权力符号表征的IMF将越发显得孤立。当然，IMF要启动实质性改革对那些既得利益国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或许这些国家及其利益代言人会设法推迟IMF改革的时间表；只不过，今天的国际政经情势与65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不同了，与十年前相比也有着根本性的变化。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发达国家影响的力量，近年来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博弈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已经可以提出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改革的制度设计与相关建议。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提高IMF等组织的代表性、执行力和平等参与程度，引导其发展成为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而在迈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诸多阻力，但无论何种阻碍性力量，恐怕都无法逆转IMF作为特权符号历史的终结趋势。(章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