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成立了南社。不久前偶然游走到虎丘陈去病墓前，有人提议：今年11月13日前，作一次南社的水乡之旅，于是很快就成行了。

　　南社成立之前，已经出现了不少具有鲜明民族民主革命色彩的文化组织。其间后来成为南社成员们建立的这类组织，就在1898年，陈去病、蔡冶民在吴江同里镇创立雪耻学会；1900年黄人与庞树松、庞树柏兄弟在苏州创立三千剑气文社；1906年陈去病、黄宾虹在徽州创立黄社；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创立神交社等等。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寻求民族的出路和进步的敏感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配合辛亥革命，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而南社成立后主张“操南音不忘其旧”与清政府的“北廷”对立的民族主义，和“欲凭文字播风雷”的思想指导，也是辛亥革命武装起义之外的又一翼，并且对日后的学术、思想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沿着同里镇三元河畔的石板小街往西不远便是陈去病面街临河的故居，进门有半亭，百尺楼、浩歌堂等历经风雨沧桑建筑。陈去病和高旭、柳亚子同是南社的发起人，曾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还编辑过《国粹学报》，他在《五石脂》中提倡：“文无论古今，总祈一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何适而不可，只须用得其当而已，于彼宗派何与乎？”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南社的广收博蓄，吸纳了各种学说和人才。一时间苏皖、浙沪、湖广、安徽等地，甚至海外的华人报刊，都成了南社学人的领地。

　　幽静的沿河人家和幽深的弄堂，是柳亚子故乡黎里的特色，这里的民居往往带有复壁，当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把柳亚子列入黑名单，半夜来抓人，柳亚子就是藏在卧室边的复壁里才逃过一劫的。躲在复壁里，他还写了一首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自从12岁迁居黎里，日后崇尚人权主义，以中国的鲁索自许而自称“亚卢”的柳亚子，就成了南社的领袖。

　　柳亚子经常从黎里到平望去看望姑母，这中间就是西塘，他在西塘发展的南社社员就有十余人。南社虽然在以后大革命的浪潮中四分五裂后，但西塘的成员又组织了胥社，成为南社在西塘的延伸组织。来到这里的西园里，仍然可以找到1920年冬，柳亚子应西塘社员之邀，来此叙旧时拍下的“西园雅集”照片和他的塑像。

　　柳亚子也常去周庄的叔叔家，而这里的迷楼则带有几分浪漫色彩，1920年12月柳亚子抵周庄，邀陈去病、王大觉、费公直、陈蕺人、朱汝珏等多次畅饮于周庄镇贞丰桥的迷楼酒家，在觥筹交错之际，乘兴赋诗，将诗辑成《迷楼集》刻印付梓，其中属柳亚子的《迷楼曲》最为脍炙人口。于是周庄迷楼就名声远扬了。为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柳亚子又鼓励沈君匋、陈蕺人创办《日曜日报》、《蚬江声》，开创了乡镇小报的先声。

　　朱家角也是南社社员在上个世纪活动相当活跃的地方，南社女诗人陆灵素也是朱家角人。为了使南社社员活动交友的方便，柳亚子在这里造的“福履绥祉”别墅。它座东朝西，布局精巧，环境幽静。该房屋后为其堂姐柳桂英所居。刘桂英一生吃素修行，所以柳氏别墅，也称“吃素堂”。

　　在西学东渐和中国寻求变革复兴的关头，南社学人也并不拒绝新学，但同时也认识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所以提出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1909年10月，高天梅的《南社启》中明确指出：“国魂寄于国学，国魂存于国学，因此保存国魂必须从保存国学开始。”同时，高吹万等人在1912年《国学商兑会成立宣言书 》中强调做学问“尤贵思辨”，提出了反对使孔学成为事君之学，反对人君利用孔学作为束缚人民思想言论之工具的国学研究方向，而且对国学与西学，国学与新学，文言与白话，尊孔与非孔，传统与现代等等就有过一系列，至今看起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的论战。

　　水乡游的结果是，大家都觉得：1949年那次北京中山公园的南社、新南社的最后一次雅集，并不是南社最后的谢幕。对它的研究必将会引起更多人的注目。(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龚敏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