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科书有出版自由，但从殖民时期到今天，都有微妙自我审查。

　　很多人想知道，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历史教科书是否存在尴尬之处，香港书本是怎样去写鸦片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

　　探索香港历史教科书的过去和现在，确实曾存在回避中国近代历史的态度，从而造成课程与现实抽离，学生的国家归属感薄弱。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才有所改变。

　　香港教统局高级课程统筹主任李志雄、中学中国历史资深老师邱蔼端都指出，现在的香港教科书对中国近代史已有清晰交代，而敏感政治题目如国共关系及台湾问题等，均由出版社自决编写，“你可随意问任何一间出版社，教统局有否改过。没有！”李志雄说：“香港教科书的相对优势是政治干预少、信息流通、尊重出版，因此，相对思考及批判空间较大。虽然如此，在出版自由下，却仍存在书商‘政治自我审查’之虞。”香港学生能从教科书读到1979至1989年中国1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提供官倒及盲流等社会问题。

　　香港教科书的人文关怀有其可取之处。香港初中学习的是新石器时代至1900年，高中则聚焦近代史英治香港的架构和香港本土历史等。香港2008年开始实施新高中制度，中国历史课程内容并未受影响，变的只是增加了6个与文化、地理及制度相关的历史专题学习。

　　以香港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为例，香港老牌教科书出版社龄记出版的《探索中国史》描述如下：“南京失守，日军纵兵屠杀中国军民，是为‘南京大屠杀’。”课文提出4份探究资料，第一份是日本4位学者及1位众议员对大屠杀遇难人数的估计；第二份是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孙宅巍所写的《关于南京保卫战的几个问题》，指出中国国防军事法庭计算被害军民达30万以上；第三份资料是当年日文报纸题为《百人斩的超纪录》的报道，2名日军少尉在南京大屠杀竞赛杀人，看谁先杀至150人，图文并茂；第四份为冯瀚纬《回顾历史，如此沉重？》提出的战后日本文部省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内容的看法。四份历史资料之后是理解、分析和评鉴题目，书旁备有评论提示，并没有给出固定的结论。

　　再以龄记出版的中四课本“列强的入侵”一章描述鸦片战争为例，虽然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但在这段历史里，交代的不仅是当时背景及影响，还把鸦片战争的经过分成3个阶段说明，并提出关键的问题——是否存在《穿鼻草约》？在此，课文提供了不同史学家的看法，旧说提出对清朝大臣琦善私订草约不同的历史写法，新说提供不同考证指从未私自签订，并有自习材料让学生思考琦善处理《穿鼻草约》是否恰当。

　　有30年教学经验的邱蔼端指出，上世纪70年代以前，有些官立中学课程甚至不接触这部分，转折点是70年代发生的钓鱼台事件，唤醒许多港人的历史探索意识。不过，她强调，怎样演绎教科书，老师的角色和堂上的讨论很重要，“像过往我教学时，遇到这样的教科书，我会补充回去。我也看到现在的香港历史教科书，尽量提供不同角度看法，是很大的进步”。(摘自香港亚洲周刊 作者：朱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