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日刊文说，中国大学课堂上并没太多忌讳和保留，各种议题侃侃而谈。深层人文主义的振兴与复苏，很可能是经济富裕后会出现的另一高峰，必然导致某种形态民主政治产生，讲堂的言论自由，不过是最表面的现象。

　　文章摘编如下：

　　不久前参加一个课程，在清华与南京两大学接受了几天的知识洗礼。授课者都是颇具实力的专家，面对一群来自新加坡的老少学生，讲员们在课堂上并没有太多忌讳和保留，各种议题都侃侃而谈，正面的、反面的、表面的、深层的，让许多学员大开眼界。

　　这些学者的开放观念与自由畅言，令不少人私下表达了诧异之感。

　　一些不熟悉华文世界的新加坡人对于中国的体会，从早期的落后贫穷，到后来探亲旅游自由了，感觉到发展速度加快，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直到今天，尤其是北京奥运之后，更了解这个国家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但到了这里往往很难再深入下去，理由是本来应该有的文化体认因素断了，于是所有的认识都只能靠单一语文的媒体喂养。

　　一般国人奉行实用主义，对一个国家的了解从经济与商业层面出发，然后顶多停留在饮食与服务业水平还有旅游景点的层面。就算美国英国这样对许多人来说很亲切的语文环境，不知道真正能够或者愿意从她们的文化去了解那个国家的，会有多少人。

　　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尴尬也是有理由的。英国人必定知道罗素，美国人肯定读过马克•吐温，我们的一些学生也读过莎士比亚，但苏东坡、王安石是读还是不读的好呢？最后可能就是全部都有那么一点。如果都有一点，那还算是好的。但是都有一点的学生长大做了老师和媒体人，一点会变成多少，就很难说了，而国人对文化的认知，如果不靠自己勤于阅读，恐怕就会流于表面了。

　　当然，做生意不需要靠太多的文化，大家都知道，“做人更重要”，一个政府领袖或者生意伙伴也不会要求你学会了文化才来签约。但是签了约之后的管理和经营，必然涉及文化和历史，这一点，曾经统治半个地球的英国人最懂。

　　因为语文的关系，对中国的理解更是不容易了。

　　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几个争论期，从1978年的“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1992年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1997年的私企是祸水还是解药，直到2004年的改革开放是对是错的疑惑。这其中只要有一个阶段做出了其他的选择，结局将完全不一样。

　　但是今天终究是走到了这一个令世人必须正眼看待的地步，关键是什么？三十几年前邓小平对农民违法将人民公社的地分掉自己种的事讲了一句话：只要农民做了有饭吃，就可以做。

　　这是深层的人文主义反思才有的结论。而往后的三十年，一次又一次的发展高峰，都与中国文化之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精神对发展道路上不当的障碍和有害的因素，发挥了清扫的功能，这一传统智慧让政策逐步向人民倾斜。

　　也许政策制定者本身也没有意识到，但是当市场和知识界的活力都被释放，这样的精神自然而然表现出来并且慢慢产生作用。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错误，其实更应该归咎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位与失落。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深层人文主义的振兴与复苏，很可能是经济富裕之后会出现的另一个高峰，它必然导致某种形态的民主政治的产生，讲堂上的言论自由，不过是最表面的现象。(陈迎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