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聚敛的迷思：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

　　作者：卢建荣

　　出版社：五南图书出版

　　出版日期：2009/11/22

　　内容介绍：

　　文人传统的低税理想，遇上了财政告急的国家需求。

　　创造税收是富有创意的财税政策，还是扰民的横征暴敛？

　　中国帝制长达二千二百年，此期间社会最大的组织体非官僚体系莫属，由文官所组成，听命于作为国家领袖的帝王。帝王在理论上要拍版定案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实际上，他要靠文官集团的文官头(宰相)、或是私人幕僚长来为他出主意、拟旨。倘若皇帝有所坚持，而宰相所率领的文官集团又与皇帝不同意见，就陷入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冲突深渊。冲突的结果必未皇权一定赢，多半情形是双方互有胜负。

　　中国官僚体系的组织本质从秦、汉帝国创造以来就是通才型的，不料运行到唐代时，会往一个局部性专业性方向转折。这是国家／君主为了一时财政上需求，乃拔擢、并重用财经技术官僚所产生的历史现象。唐代财经技术官僚所凭借的财经学术专业资源，来自战国时期的各国治术以及西汉帝国的经验，包括《管子.轻重篇》、《史记.平准书》及《塩铁论》这三个理财文本。但这个财政学知识到了此时，有些管用，有些早已不管用。因此就产生创新的空间，但也遭遇阻力。

　　这个阻力是一个文化价值理念丛。这个理念丛有其积极面，也有其消极面。在积极面上，它不允许横征暴敛型的理财家；但它的消极面却是，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连有创意的财政政策也被无情地打压成横征暴敛一族。在唐代中晚期，当商业产能逐渐窜升，达到国家总生产力的一定比重时，仍然不许开拓商税这一税源，这就与横征暴敛理财家这个混世魔王的为害社会没有两样了。

　　但终究专业技术官僚还是不为通才型官僚体系所容，并搞得内部烈火焚天，百多年来稳定不下来。皇权因素、官僚体系自主性因素、财政学升级版因素，以及控扼理财的文化价值因素等，全部纠结在一块，因而谱出了财经技术官僚雏型出现与文化政治这幕历史大戏。

　　新书内容抢先看：

　　春花三月.扬州

　　公元八○一年(贞元十七年)，六十七岁的杜佑在完成他生平大着：《通典》之后若干时日，便打算献给皇帝李适。这部大书将会是中国史上第一部通史性的文化史，涵盖时间约三千年，从唐尧时代写起，写到他活的八世纪八○年代。这一天，杜佑端坐在办公厅的桌案前，桌案上有个奏本平铺其上，只见杜佑举笔沉思，奏本上仍然墨汁饱饱的第一行字是：“进通典表”。不久杜佑落笔不曾中断，从表明著述目的是“将施有政，用乂邦家”，到结尾部分写说：“固不足发挥大猷，但微臣竭愚尽虑”、“庶明鄙志所之”等语都纷纷出笼，一篇上皇帝李适的奏本就完成了。杜佑呼了一口气才搁笔，并起身走到一落木箱子前面。这一落木箱子共有五十个之多，占了大半个厅堂。杜佑用右手抚摸在他胸前的一只木箱，并将箱盖掀起，里面装的正是他花费三十六载岁月心血的一部分，即《通典.食货典》，共计一十二卷，是整部书的头前部分，如此安排是基于他认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这一理念。再加上他的政治生涯多在财经官职的历练，因而他对经济有比常人更强烈的感受。他彷佛闻到当年他书写此部分的墨香。

　　这时一阵橐橐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倏地就传进厅堂，他知道那是他副手行军司马王锷要来处理搬运五十箱书的事。他一思及此便转身返视站在厅堂门边的王锷，并对他说：

　　“如何？汴河水深够这次航队行动吗？”

　　“禀报帅爷，泗州探子回报，今春雨水足，汴河可航行漕船。”王锷回答说。

　　唐代的节度使被下属尊称为连帅，王锷在口语上称“帅爷”是当时官场习惯，毫不足奇。可是以王锷与杜佑的关系，他是客气了一点。这是王锷真心诚意崇敬杜佑的方式，杜佑只好由他。倒是杜佑，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杜佑这时正身任淮南节度使，并兼盐铁转运使。这两个使府都坐落在扬州城的子城内。扬州别说是当时唐帝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它更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商港，其地位有如今天美国的纽约。淮南府设在这里，正见出它控遏着这个国际大商港。八世纪中的帝国经济重心已隐然非淮南和江南这个长江三角洲莫属，淮南府更身负保护帝国经济重心的大责重任。再说盐铁转运使府自从在内战(755-763)设置以来，便掌控帝国一半的钱物。从此以后帝国的财政机构分化成在都城长安的户部、和在扬州城内扬子院的盐铁转运使府。帝国中央税收有九百五十万贯钱由户部负责征收，九百万贯钱由扬子院统筹包办。户部的钱来自征收全国三百一十万农户所得，扬子院则因专卖盐、铁两项重大民生物资而获利。还有，扬子院握有运河航行和管理的职权，辖下有一支运输船队，负责督运江南物资前往关中的首都。每年长安需要粮食两百万石，端赖扬子院船队能忠实执行任务。其实扬子院用今天的话讲，应该称作经济部.盐铁专卖总局和交通部这两个部会的联合办公室，如此一来，户部则单纯就是财政部了。另外，淮南节度使府用今天话说应叫淮南军管区，这类军管区在内战(755-763)结束后则有几十个之多，遍布全国，军管区的实力大、小不一，随辖下人口和军队多寡而定。淮南府应是一级大军管区，地位相当特殊。

　　杜佑五十三岁(787)来到扬州履任军府和盐铁转运使府这两机构的主管，至今已快届满十四年，他这时并不知道他还有两年光景才离职入调中央相职。至于方才王锷讲的汴河水位，指的是汴州经宋州、宿州(按：这时尚不叫宿州)，以迄泗州的一段运河，其水位受制于雨季和旱季，而有所深浅，当旱季之时是不利于运输大宗物资和人员的。这是杜佑要问明此番航程的迟速决定于汴河水位之浅深也。

　　“那就叫人把书运走，不得有误。”杜佑下令说。

　　“属下听令，必不负所托。”王锷躬身回答毕，并转身欲走。

　　“慢着，”杜佑说：“船货大约几时可抵京师？”

　　王锷思索一下下回答说：“若沿途气候不变，按理四旬可抵京师。”四旬是四十天，从扬州至京师花费四十天，算是快的。

　　杜佑颔首，示意王锷自行其是，莫要管他是否在现场观看。王锷依旧没离去，仍在杜佑身边不远处，随时注意杜佑的举动。

　　不久五十只书箱全装上牛车之后，杜佑着人备轿要亲眼目睹《通典》套书装船的过程。杜佑原本不需如此，但感情上驱策他非如此作不可。运书的牛车紧随在杜佑坐轿之后亦步亦趋，轿子之前有十数字衙役鸣锣开道。牛车之后有由王锷指挥的一小队侍卫亲兵护卫。一行人就从扬州城内的衙城直奔罗城外码头区。这一趟路非走十里长街不可。十里长街是罗城贯穿南北的交通孔道，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游人如织，是骚人墨客咏赞的扬州景致。坐在轿中的杜佑不时摩挲手边的《通典.食货典》，原来杜佑随身携一只书箱，正是装纳这十二卷的书箱。

　　这十二卷前十卷内容包括如下经济内容：田制、赋税、户口、丁中、钱币、漕运、盐铁，以及与造户籍册相关的地方基层组织，杜佑简称为“乡党”。第十一、十二两卷则在讲一些理财的非常手段，诸如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附均输)，以及轻重(按：即用货币手段操纵物价)。每一项目，他都从陶唐时代讲起，讲到他活的唐代。唐代部分多能讲到玄宗朝，但有些部分讲得更挨近当朝皇帝李适的建中年间(780-783)。这有如在讲建中年间之前中国三千年经济通史。这十二卷基本上是平铺直叙，间载抄录典籍的一些重要发言，但有两处以论的形式的出现，一在卷七讲完历代中丁问题之后来个长篇大论，另一在卷十二讲完历代轻重术之后也来个长篇大论。这两篇论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贯串其中，那就是低税理想或低税主义。

　　(摘自台湾《联合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