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9日电 香港《大公报》9日刊文《境外华商为何老受欺？》说，国家的外交保护和国内同胞的道义声援是境外华商顺利开拓事业所不可或缺的依靠，但要真正消解驻在国对当地华商的无端侵害，关键还得靠华商自己做出努力。遵守当地商业规矩，慷慨承担起应尽社会责任，应是所有境外华商所须信奉的圭臬。惟其如此，有关境外华商遭无端侵害的相关报道才真正有消弭于国人视野的潜在可能。

　　文章摘编如下：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在外经商的中国人受到驻在国官方和民间双重侵害的新闻报道不绝如缕。06年4、5月间，有关中国政府从所罗门撤离受当地骚乱侵害的中国侨民的救助行动甫一结束，旋即又从东帝汶传来中国商人遭到当地暴民侵害的消息。

　　至于刚刚发生的数十名蒙面穿着防弹衣的罗马尼亚警察进入尼罗市场，并因为撬开数家华商店铺和搬出店里货物而引发人员受伤的冲突事件，则更容易令人联想起曾经引发广泛关注的往事。

　　诸如，西班牙鞋业组织烧毁其中国同行的大量鞋类产品，俄罗斯税警多次查抄中国商人的各类货品，以及菲律宾移民当局多次大规模搜捕华商等严重事件(由于这类事情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致笔者无法一一列举；事实上，也没有做“无遗漏罗列”的必要)。可以说，境外华商的处境并不安宁。

　　由此也就令世人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印象，即不论是在国家安定条件下专门针对华商的个案，还是在国家失控状态下华商首当其冲地成为骚乱受害者，在境外谋生的华商虽然凭借自己的努力打拼而能在世界各地营商，但却普遍面临着随时遭受伤害的困境。过去数年来，每当华商遭遇伤害，信奉“外交为民”理念的中国使领馆便会立即施以援手，而听闻相关消息的国人也会因此而条件反射般地表达愤慨和不满。作为祖国政府，作为骨肉同胞，所有这些反应无疑都是再自然不过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激愤心情因为相关事态得到妥善处置而逐渐平复下来之后，我们是否也应该促使华商作相关反思呢？

　　人们知道，在传统文化里，有“无奸不商”之说，彷佛不奸诈使坏便不成为商人；而改革开放之初，为有效突破僵化的左倾思想对发展经济的束缚，又曾一度大力倡导只要能推动经济发展便一切都好的思路。传统思维方式与新时期价值观念交互融通，便直接催生了商业环境的混乱不堪。虽然社会舆论一直以来都对此大加挞伐，但成效不彰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种商业环境下，如鱼得水的商人将业已养成的不良营商习气带出国门，其最终频繁遭致严厉、甚至是有失公允的对待，则实乃无可规避的必然结果。

　　就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在所有的关于境外华商遭受侵害的事件中，虽然其中也不乏驻在国执法人员的敲诈勒索事例，但华商自己不守规矩则是引发事端的主要因素。其中既有欠缺合法身份的，也有偷税漏税的，同时还有捣腾假冒伪劣商品的。由于这些华商在国内已经习惯于通过向执法人员行贿来使自己摆脱司法追究，因而，他们在国外也故伎重演，由此也刺激起一些腐败国的执法人员的腐败胃口，并最终使自己沦落为被觊觎对象。

　　除不守规矩以外，境外华商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欠缺也有待改进。人们知道，很多来华投资的境外企业大都热衷于中国的公益事业，但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却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热情，他们宁可将钱用于赌博和挥霍，当带着这种禀性去国外开拓事业，其道义层面的“短腿”现象便会立马暴露无遗。一方面享受着别国提供的公共安全环境，而另一方面又对别国的公益事业反应冷漠。这又怎么可能赢得别国民众认可和接受并最终融入其中呢？

　　可以说，国家的外交保护和国内同胞的道义声援固然是境外华商顺利开拓事业所不可或缺的依靠，但要真正消解驻在国官方及民间对当地华商的无端侵害，关键还得靠华商自己做出努力。遵守当地的商业规矩，慷慨的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应是所有的境外华商所必须信奉的圭臬。惟其如此，有关境外华商又遭无端侵害的相关报道才真正有消弭于国人视野的潜在可能。(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