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5日电 台湾《联合报》刊文忆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北。文章说，当时的台北，招牌多为于右任等要人的书法，大片墙面往往充满警语。经历此前太多流徙与战乱，人们千思万想是安详无事好日子，于是电影或话剧名字往往取“回春”、“雨过天青”、“春满人间”这类题意。

　　文章摘编如下：

　　近日年轻人偶问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台北是何情状，谈话中回答了一些，意未尽，在此不妨再说一些。

　　彼时台北，一方面犹有乡村情韵；鸭粪阵阵，水牛在田，牛车漫行于马路。却家家有自来水，有电。一方面西洋流行歌曲像Hank Willams的《Jambalaya on the Bayou》随时盈耳，“呼拉圈”之物亦立即来抵此乡。不久迷你裙、阿哥哥舞步仍然无法阻挡的流溢进入这个平房矮墙、细巷窄渠的缓缓静静半大不小城市。

　　买猪肉，以宽叶包起，再草绳扎之。买油条，犹用粗纸一张包绕其腰，以草绳系之，人拎着返家，油条未受密裹，犹能爽脆。

　　赤脚上课不奇怪

　　学生赤脚上课者并不算怪。然则“穷”的观念并不特别强烈。主要人人清苦，又无阶级之严苛，可谓均贫。

　　家中的藤椅、藤茶几、竹碗橱、木板床等，极普见，颇似村居用具，又予人轻便临时权用之感。观《江山美人》电影见林黛家是竹篱茅舍，很视为当然。

　　而小孩的模样、长相，皆是乡下小孩之状。

　　“中国的痕迹”仍多在。穿长衫、留胡子、剃光头的老头子，与裹小脚老太太仍多见，生活中仍是大家庭伦理，并且多的是三代同堂。又每人仍言郡里。在台北任事、读书者，老家仍在远处乡里，有的在河南，有的在彰化。

　　大面墙上漆警语

　　招牌多要人之书法。于右任、贾景德、谢冠生、莫德惠、黄国书等。大片的墙面往往充满警语，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在那时的前几十年，太多流徙与战乱，至此人们千思万想是好好喘一口气、几天安详无事好日子的时候了，于是电影或话剧的名字往往受取《大地回春》、《夜尽天明》、《雨过天青》、《天长地久》、《恶梦初醒》、《春满人间》这类题意。

　　“小姐、小姐别生气”

　　孩童的诗谣世界亦可一提，如“对不起，行个礼，放个屁，臭死你。”此最早的“三字经”体诗也。另“小姐、小姐别生气，明天带你去看戏；我坐椅子，你坐地，我吃香蕉，你吃皮。”此我等童子最早受习之七言绝句。尚有一诗：“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

　　有些品名，“外省人”还习惯称“菠萝”而不是“凤梨”，称“广柑”而不是“柳丁”。至六十年代，便习惯今称了。

　　若说社会气氛的低迷不展，则收音机中的歌声或许可以流露，像“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啊……”(电影《翠翠》的插曲，改编自沈从文《边城》)，像《小小羊儿要回家》等，据说亦禁唱过。

　　五十年代，在学校，孩子说“国语”，各有各的乡音。这种奇特感觉，小孩不会引以为奇，但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孩子或许不易有如此丰富之民俗经验。

　　煤球炉温开水壶

　　有些画面，犹在脑中，煤球炉上一直放着温的开水壶。有些声音，像竹篱笆或门竹摇摆伊呀声。有些动作，像进玄关或进纸门时自然的弯腰、眼珠提起向里瞧之习惯动作。

　　台北那时的确是城市山林，人自田埂间跳上一辆20路公交车(如“综合财务处”站，离今安和路不远)、25分钟抵西门町，可看到侯贝布烈松(Robert Bresson)的《最后逃生》(The Man Escaped)。

　　这是很奇特的时代与地方之绝妙结合。能够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年代生活过的小孩，真是很稀罕的经验，并且真的会很感弥足珍贵。

　　再也不可能有那样的地方里出现那样的时代的例子了，即使往上往下推一百年，或求诸世界任一角落。(舒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