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9日电 《香港商报》9日刊出署名文章《人民币国际化可借鉴韩国》。文章说，为了配合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势在必行，现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在东亚经济体中作为先驱者，韩元的选择与人民币类似，为中国提供了不少具参考价值的经验。

　　文章摘编如下：

　　国际金融学有著名的“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即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能同时拥有以下三项政策：资本的自由进出、汇率的稳定，以及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中国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经济体，利率政策的自主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举足轻重，因此必须牢牢把握，所以余下的便是在“稳定的汇率”和“资本的自由度”上考虑。然而，为了配合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势在必行，现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在东亚经济体中作为先驱者，韩元的选择与人民币类似，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积极筹划，走到今天，韩国在资本帐的开放上，为中国提供了不少具参考价值的经验。

　　　　增加透明度与信心

　　韩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其可贵之处在于一直有清晰、透明的阶段性安排。韩国在1981年颁布了《资本市场国际化计划》，之后屡次修订。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完全开放政府债券市场，到了2000年底，基本开放所有资本项目交易，并于2007年如期完成第一阶段的外汇自由化计划。此外，韩国还特别设立“通胀目标制”，显示了政府对稳定金融市场、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允诺和承担。

　　综合来说，具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安排，增强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配合逐步放宽的投资限制，相关的投资活动大量增加，从而达到深化和完善金融市场的目的，促使韩国的股票、债券市场资本化，从2003年开始呈现大幅度增长。

　　　　加强监管衍生工具

　　韩国在金融海啸中成为最受伤害的亚洲经济体之一，暴露的问题是短期外债债台高筑。在2008年年底，按剩余期限计算的韩国短期外债总额为1940亿美元，相比其外汇储备的2000亿美元来说，算是亚洲经济中偿债能力比最差的一个。

　　然而，这些从2006年开始快速增长的短期外债，有一大部分是衍生工具的使用造成的。譬如当韩国出口商家为对冲未来收益的汇率风险而卖出远期外汇合同时，作为这些合同购买者的国内银行又会使用货币掉期合同购进外汇，这些掉期合同的对家，往往是寻求套利机会而买入韩国国债的外国银行。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的数据，在外债增加最快的2006、2007年间，最多的资本流入来自在韩国获得利息税豁免的法国和爱尔兰。

　　此外，当韩国政府鼓励进行国外直接投资而放宽限制时，投资者为抵御汇率风险同样使用货币掉期合同，间接也使境外借贷增加。因而，政策本意在鼓励资本的流出，反而招致资本流入，事与愿违。由此可见，衍生工具可加重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在资本市场开放初期，尤其需要多方位而审慎的考虑，在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监管力度宁可多不可少。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韩国股票市场以及韩元币值都大幅度下跌，表明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外逃，这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尤为明显。一方面，这体现金融市场流通性高，但另一方面，韩元币值大幅波动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影响进出口，从而阻碍整体经济发展。针对短期问题，韩国政府为缓和波动在2007、2008年都采取措施干预外汇掉期市场；同时，为保证外汇资金充足，又分别与美国、日本和中国达成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不过，这些终非长久之计。

　　　　避免受外汇市场波动影响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当资本市场开放后，人民币汇率极易受到攻击。因而，在开放资本市场前，如何加速提升内在的依存力和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显得格外紧迫。

　　另外，要小心流入资本的组成，应注重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渠道，尽量避免资金大规模进入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因为这些热钱对宏观因素改变的敏感度很高，容易造成大量的资金外流，沉重打击资产市场，影响深远。

　　人民币国际化现在还是个概念，可指引的是方向，而不能作积极的事实描述。也许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暴露于公众的视线当中，当下大量的外来资金因揣测人民币升值而流入中国，相当大部分的资金恐怕不是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投放在资产市场，然后再演变成通胀和资产泡沫，状况与货币国际化条件中的“开放资本市场”背道而驰。

　　根据“三元悖论”，人民币向前迈进的下一步须放开资本市场，借鉴类似处境的韩国。应审慎并提供透明度和衍生市场的监管，以及尽快有效地提升内需。(曹昶、苏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