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向非洲，在那里投资、修路、经商，改变了它的面貌。身为法国《世界报》记者与瑞士《周刊》杂志编辑，两位作者通过实地调查，讲述了中国人在非洲的故事和当地人对他们的看法，并对西方国家的对非政策进行了反思。

　　有“特权”的中国商人

　　两辆蓝色的警车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拥堵的车流中费力前行，几乎所有车辆都在路上动不了，只能呼呼冒着尾气。但这两辆警车突然拉响警笛，从路边冲了过去。另一侧车道上的另一伙警察见状，犹豫半晌还是颇为迷茫地敬了个礼。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第一辆车的司机并不是穿着制服的黑人警察，而是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中国商人。

　　胡介国，现年59岁，生于上海。他带领我们驱车25公里，去看他的一个工地，这个工地归他旗下的金鸿国际建筑(尼日利亚)公司所有，刚刚盖完544栋房子。胡先生说：“我是第一个到尼日利亚工作的中国人。1949年，我父亲把我寄养在别人家，而后来到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拉各斯，在这里开办了纺织厂。”

　　20世纪90年代初，胡介国在市内建造了一座饭店——金门大酒店，专为尼日利亚的巨商富贾办酒席，而后又开了一家建筑公司。就在这期间，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胡介国意识到他可以依靠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并能从中国引进大量技术人员充实到自己的公司中去。目前，他手下共有雇员1500名，其中300名是中国人。

　　由于他为尼日利亚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所以获得了警方的许可，可以驾驶自己的越野车任意行驶。“在尼日利亚这样的go-slow(交通堵塞)中，有了这样的许可非常方便，”胡介国说，“其实这也花不了几个钱，就是每年为警界的夫人们举行个宴会而已。尽管她们的胃口逐年增大，但还是相当划算的。”

　　非洲的新兴实业家

　　正说着，两辆车向左一拐，进入了一片非常独特的住宅区。置身这样的街区，仿佛是到了迪拜或加利福尼亚。我们在一个周围布满钢筋混凝土的庭院中停下，一名中国工程师从简易房中开门出来。此人姓周，在苏里南拉了185公里的高压电缆之后，又去科威特混了3年，而后与在上海设有招工办公室的胡介国取得了联系，便来到尼日利亚。他在拉各斯负责这544栋房子(不到两年时间就盖完了)的收尾工作，并等着老板开工新的工程：另造500栋别墅。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在非洲大举建设基础设施，就是为了获取非洲的原材料。但我要告诉他们：中国人也是非洲大陆新兴的实业家和投资者。为什么在西方人因过分谨慎或漠视而不愿进入的领域，中国人纷纷进去了呢？因为中国人觉得非洲和他们的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还有就是他们不怕生意小，投资多在按摩中心、饭馆、小裁缝铺、药店，所有能迅速赚钱的他们都干。非洲各国政府也了解这种情况，建了很多免税区，中国的投资者和实业家都享受免税待遇，还不用担心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冲击。

　　“中国人总是胜利者”

　　拉各斯的中国人不缺钱。判断他们富有与否，不能看他们的固定资产、营业额，也不能看他们的税前收入。判断的标准就是工厂的规模、雇员的数量、车队的大小以及正在进行的项目。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胡介国正忙着建一家电视机组装厂，它位于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交界地区的卡拉巴尔免税区。

　　另一种估计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人富裕程度的办法就是：看看他们的客人的富裕程度。这天晚上，胡介国的夫人谢女士邀请我们参加尼日利亚参议长安东尼•索埃坦70岁寿辰的庆祝宴会。参议长先生租下了金门大酒店最顶层整整一层，邀请了300多位客人，有些甚至是从伦敦或华盛顿大老远赶来的。他们浑身都闪动着石油美元的影子：名贵的腕表，脖子上的金链子，许多女士穿着价格高得离谱的衣服，喝的是圣艾米莉高级红酒。谢女士告诉我：“这次招待会就是给议长先生的寿礼，他是我们的朋友。”

　　实际上，中国人搞政治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筹的地方，但他们总能成为胜利者。与当权人物的密切交往，使胡介国在每届新政府成立之初都不会错过生意上的关键机会。他承认：“新总统必然会任命众多新州长。他们上任之初准会花大笔的钱，启动各种各样的计划，还会成立许多委员会。现在一切计划都已商定，我们也已准备就绪。”(译者孙中旭、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