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光看《窗灯》的开头，大致上会以为这是一个《邻家女孩》(20世纪福克斯2004年出品电影)式的故事也说不定。“我的房间在店的二楼，刚进来的时候，感觉和对面挨得太近了，几乎只隔着一根长晾衣杆的距离。”单身女子的公寓对面，搬来一个准单身男子，恰巧，女子又有偷窥的习惯，不发生点事情，简直说不过去。

　　那么，在小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男女之间似乎注定的捉迷藏式的悬疑开头，又将会把故事带到哪里？好吧，如果不怕影响本书的销路，在这里公布一下答案也是可以的吧：其实，这本书里，什么都没发生。套用一句卞之琳的著名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所有的叙述，只是一场相互之间的观望而已。

　　著名的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曾经说过：日本文学之根是“物哀”。关于“物哀”，他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商人，一边走路一边担心票据的期限。突然，抬头一看，一支梅花伸出墙外，枝上的花蕾含苞欲放——“啊……”商人一声叹息，这就是“物哀”，是对所见之闻，所接触之事，心中有感而发的叹息之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窗灯》的故事，也许，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同时，回味出一些特别的味道。

　　对于本文中的人物设置来讲，无论是作为主角的“我”(绿藻)，还是“阿姐”(御门)，以及御门姐的老师等等，都是来历不深的边缘人物，相互之间看起来好像都颇有渊源，其实，却了解不深。(“我”甚至不知道“御门”是不是“阿姐”的真实姓氏。)小说中关于紧挨在一起的两幢公寓楼的意象设置十分明显，虽然两幢楼紧挨着，双方不拉着窗帘简直没办法生活，看起来是够紧密，却相互之间毫无交接，在实际上相隔甚远。这一意象象征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很亲密，实际上却远不是那么回事。

　　在日本的文化中，好像总是有活在自己的个体世界中的倾向，“我”作为“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而存在，其他事物，或者说其他人，都是“物”。平时，“我”就是那个埋头赶路的商人，有“自己”的喜悦，有“自己”的担心，有“自己”的痛苦，却阻止不了偶尔一抬头，看见“事物”或者别人时的那一声“啊……”。“这就和看电视新闻一样。画面那边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给予我什么，我当然也不打算从那边获取什么。”在本书当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未结成一片相互交织的网，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御门姐”的卧室一样，“人”只和“自己”发生联系，其他人，看起来和物没有什么分别。这样的世界观的直接后果，就是安全感的严重缺失，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特别是在“老师”出现以后，原本稳定的人物关系，面临着被打散的危险：“御门姐”似乎要跟“老师”明确关系了，“在阿姐和老师之间仿佛笼罩着一层难以介入的薄膜”。这时候“我”(绿藻)的表现就开始耐人寻味起来，平时维系着她脆弱安全感的御门姐将要失去了，“物哀”转移到了自己的内心，连自己都要在“我”的眼里物化了，于是，“我”崩溃了。这种崩溃，通过对面新搬来的那个男子的表情表露了出来，“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姐的窗户，目不斜视地盯着，专注得近乎滑稽。”这一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观望，就以这么一种出乎意料的震惊，收场了。“自己”的内心并非是可喜的，“物化”的外部世界却又是可悲的，这悲凉的哀伤，可真叫人难受。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