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件真人真事：一个医生，三句话说死了一个病人。第一句：“你的病呀，来晚了。”病人一听就急了，赶紧求他：“大夫呀，我们大老远慕名而来，求您想想办法吧。”这时，大夫来了第二句：“你这个病呀，没治了。”病人又求他。大夫的第三句话是：“你早干吗去了？”病人听完这三句话，好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心想完了！他眼皮耷拉着，头都抬不起来了。回到家，家人一看他这样子，忙问这是怎么了。病人说：“大夫说了，我来晚了，没治了，我早干吗去了。”他上午11点半离开诊室，下午4点嘴唇发紫，晚上8点进急诊室，第二天凌晨2点就去世了。

　　时下，在我们的医院和医生那里，只见药物和手术刀，而“三冬暖”的“良言”几乎成了绝对稀缺的资源，医生给患者看病时“说得少、问得少、听得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关调查研究显示，在频频发生的医患纠纷中，因技术原因引起的所占比例不到20%，80%均缘于医务人员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医德医风问题。

　　现代医学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但由此而来的“唯技术”化倾向却偏离了医学的根本目的。人文关怀缺失、医患关系紧张、医生中心论等现象的泛滥，使得原本神圣洁净的医学成为现代人们诟病的对象。技术进步的同时，人文精神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张扬，这是现代医学面临的巨大困境！

　　我们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医生有三大法宝：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药物，第三是手术刀。之所以把语言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他看来，医生的语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面对患者，为什么医生的语言胜过药物，比刀子还厉害呢？这其实是暗示效应。良好的暗示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医生几句好话，病人马上眉开眼笑，精神就好，走路也轻快。

　　笔者亲历的一个案例中，有一个近50岁的徐姓男子，患胆囊癌，已一年余，经中西医结合零毒抑瘤治疗病情已稳定下来，但他生性胆小、敏感。他一般2周一复诊，有一次复诊前，他妻子先悄悄与笔者耳语：“这两周，小徐情况不好。”笔者问道：“何也？！”她答曰：“您每次看完舌苔、切完脉、问完诊，都会说一句‘不错’，上次您可能患者太多，没说什么激励的话就开方了，他回去想，主任没说我好，我肯定出问题了，这两周就一直在犯嘀咕，吃睡都受影响了……”笔者恍悟，轮到给徐先生就诊时便格外认真，切脉、察舌、问诊完毕，拍拍他的肩膀说：“舌脉都不错，你其实恢复得很好的，你如还有怀疑可复查一下血象等，相信一定不错，上次因为忙疏忽了，对不起……”徐先生听毕，憨厚而尴尬地笑了。一句“不错”，一切也就恢复了。

　　美国医学哲学家图姆斯也曾认识到，医患之间的沟通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双方处于“患者的”体验和“医生的”观察两个对立的世界中。在医患关系中，生活的体验与这类体验的科学说明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分歧，这直接与疾病的现象发生冲突。常可表现为医生对患者世界的漠视，甚至是根本的“歪曲”。而良好的语言沟通就是要让医生和患者能够互相进入彼此的世界——医生体会到患者真切的疾苦；患者领会到疾病发展变化的自然过程。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一定是生活经验丰富的医生，他知道人体各种功能的缺失或降低给生活带来的麻烦。他能从教科书的字里行间体会到病患的痛苦感受。他能从科学主义的樊笼中摆脱出来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反思，是一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类比过程。这样也就能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

　　医学是科学，同时也是人学。医生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不能把人体当成机器，不能把疾病当成是机器出现的故障，而要看到病人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要看到在疾病状态下病人躯体和心理对情感的需求。所以说，面对病人能否为他作出最优化的治疗决策，首先取决于医生的文化底蕴、道德良知，其次才是专业技术水平。(何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