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于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之前，科学家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定制设计一个婴儿，这样的婴儿一诞生就不会得遗传疾病，还带有美貌、智慧、运动等各种优异的基因。从现在开始，这一天终于来了，但由此产生的道德、伦理和法律之争也接踵而来。

　　对疾病说拜拜

　　最近，美国生育研究所的举动让人们大吃一惊，它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育龄夫妇提供定制婴儿服务的首家公司，服务内容包括筛选胚胎的性别和疾病，以及眼睛、头发和皮肤颜色等良性特性。该研究所自豪地宣称，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他们计划提供现有技术能实现的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各种定制服务。世界各地的育龄夫妇正纷至沓来，甚至倾毕生的积蓄交给生育研究所，为的就是定制一个婴儿。而反对者则指责该公司打破了道德和伦理的界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技术已使从事体外受精(IVF)的医生能在胚胎植入母体之前筛选出100多种具有潜在破坏性并常常置人于死地的疾病。一场医学革命就此展开，成千上万的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从此将和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说拜拜。

　　有这样一个案例，辛迪和约翰·惠特利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在9个月大时死于致命的遗传疾病———脊髓性肌萎缩症。遗传学分析发现，在统计学上惠特利的孩子会有1/4的机会得上脊髓性肌萎缩症。为了不再冒险让另一个孩子还得上这种致命疾病，惠特利夫妇使用PGD怀上的3个孩子都很健康。

　　性别选择冒风险

　　但是，PGD允许科学家们从胚胎中筛选的不仅仅是遗传疾病，还有其他很多东西。这就是定制婴儿给人们带来的承诺和危险。

　　性别是除了遗传疾病外可通过PGD广泛操纵的第一个重要的遗传性状。生育研究所是该领域第一个吃螃蟹者，它宣称在给夫妇提供性别定制方面几乎有100%%的成功率。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健康育龄夫妇甘愿冒着风险，付出昂贵的费用，并克服怀上一个试管婴儿的不适感，为的就是选择婴儿的性别。

　　生育研究所所长斯坦伯格博士称，他们每周要处理10个性别选择的订单，每个的费用为1.84万美元。虽然体外受精原本旨在帮助那些不能自然怀孕的夫妇，但是令人惊异的是，来到研究所的客户中有70%在怀孕能力上毫无困难，他们纯粹就是为了选择婴儿的性别而来。

　　生育研究所表示，在迈向定制婴儿的最新进程中，他们将很快就能给夫妇提供筛选眼睛颜色、头发颜色和肤色等服务。但研究所不能改变捐赠夫妇的DNA，比方说，如果父母双方都没有绿眼睛的基因，那么研究所也就不能给夫妇提供一个绿眼睛的婴儿。在捐赠夫妇DNA的固有限制之内，研究所才愿意为其筛选这些性状。生育研究所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定制服务，他们相信随着筛选技术的发展，在未来几年内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服务出现。

　　科学与伦理碰撞

　　目前，生育研究所因其处在这场革命的前沿而饱受道德和伦理争议，一方面是来自支持者的赞美和崇拜，另一方面则是反对者的痛苦和愤怒。

　　新一代基因改良定制婴儿的出现在今后几十年是不可避免的。但立场激进的“负责任的基因学委员会”负责人纽曼教授说：“我们反对此类研究。但我们反对的不是生育选择，而是反对由我们来挑选下一代人格特征的观点和方式。我们正在改变人的本质，而只把人看成是众多基因的集合体。”

　　还有伦理专家认为，定制婴儿的一生都将笼罩在自己的出生不过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利益这个阴影之中。孩子同我们一样，是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他们不应该成为定制的对象，我们也没有资格成为定制者，因为定制标准我们无权去定夺；孩子的独特性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种独特性首先就体现在他出生时候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精子和卵子怎么样结合，又以哪一种方式结合，那一瞬间产生的基因重组纯粹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本来就是这个即将诞生的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是他最基本的一种自由。人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获得意义，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是被决定了的，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修改立法最紧要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PGD严格监管，定制婴儿就更不用说了。但奇怪的是像美国这样在某些医学研究和开发领域监管最严的国家，PGD却是完全合法和不受管制的。因此，即使美国对干细胞研究等领域严加管制，这个国家仍有望成为定制婴儿革命的先行者。

　　最近几年类似的场景已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上演，美国政府几乎完全扼杀了对这一充满希望的领域进行投资和研究，但其他国家仍在进行大量投资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基因技术发展确实存在遭到滥用的危险，而因为担心滥用就全盘否定似乎也不合逻辑。在跨入定制婴儿这个争议重重的雷区时，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修正法律、审视传统伦理来寻找一个可行可信的指针。 （记者 冯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