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季羡林先生的学风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认真。这是我跟他相识相交四十多年得出来的结论，其中有我亲身经历的故事。说来话长，颇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到老年，剩下的都是回忆。况且有的回忆十分温馨感人，故说给大家听听。

　　故事1

　　1962年，迄今已有47年，我方18岁，从云南边疆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泰国语专业学习。我的系主任就是季羡林先生。当时，我怀着当作家的梦，一心想读北大中文系，对学泰语并不感兴趣，一有空闲就溜到中文系听课，不时还学着写点散文。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题为《赶街》的散文，投到《人民日报》副刊，编辑看过公然让我修改后再寄给他。怎么改呢？我想到季先生，他是著名的散文家，刚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关于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篇散文，他对云南少数民族“赶街”的情况想必是知道的，壮壮胆子把文章递给季先生，请他帮我修改。过了一个礼拜，季先生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劈头一句话就说：“你不要学刘绍棠，这样不好。”刘绍棠是有名的青年作家，曾到北大中文系进修，他提出为1万元的稿费奋斗而遭到批判。我知道，我不安心学泰语的事，一定是泰语教研室的老师告了我的黑状。吃了批评心中自然不太愉快，幸喜季先生还是看了我的文章，并改正了几个错别字。说来也惭愧，我年轻时染上了“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学风，为追求故事情节，一夜便能将一本大部头的小说读完。一目十行，对字多一点、少一横也不太计较，所以，读到大学还没有消灭错别字。季先生的批评让我额头上出了冷汗。先生说：“记不清的字，翻翻字典。”谨遵先生的教诲，我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小辞典》，遇到记不清的字就翻字典，不敢蒙混过关，从此一生受益无穷。现今，这本保存了47年的《四角号码小辞典》依然放在我的书案上。

　　故事2

　　1965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大学停课，一律到农村参加四清。我被分到北京昌平县南口村生产队，季先生被任命为我们这个工作队的副队长，因此有机会同先生朝夕相处了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这个工作队由北大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员组成，对外身份保密，我们都以老张、老李相称，季先生被称为老季，故外人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老季的住处是房东大娘后院停放寿材的一间小房，房东大娘的寿材就放在那里，旁边支一张小木桌，作为工作队办公和开会之用。工作队员中有位马老师，生性胆小，从不敢一人去那间房，有事非去不可，都要邀约一个同伴。而老季居然一个人敢在那间房里睡觉，真是心中无鬼不怕鬼。

　　那个时候已经是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报刊上开始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批判。大概是因为年纪轻的关系，有一种逆反心态，你越是批判的东西，我越是要找来看。每天中午，我都要到老季住处看报纸，因为工作队订阅的报纸都先送到那里。有一天，我和老季聊起了《燕山夜话》，我称赞说，邓拓的知识很渊博，天文地理、上下古今，皆能侃侃而谈。老季告诉我，古代有一种类书，如《太平御览》、《白虎通义》等，分门别类记载各种事物，有如现代的百科全书。邓拓写《燕山夜话》靠的就是这些类书。但是，邓拓做学问不够认真，引用类书没有去查原著，类书在编排中发生错误是难免的。比如说，《燕山夜话》提到的某种中药，就应该去核对《本草》，没有核对原著，只靠类书的转述，结果出错。老季没有评论邓拓的政治观点，只是批评他的学风。我们把对《燕山夜话》的批判理解为学术讨论，不知道北大此时已经处于政治风暴的风口浪尖上。

　　老季的这番议论，使我知道做学问就要一丝不苟，追本溯源。

　　十多年后，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我又到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读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我记住季先生的教导，作注释一定要查原文，不能马虎，结果我的论文被顺利通过。后来，我自己也当了老师，我指导学生作论文的时候，也要求他们认真核对原著。我相信，季先生认真治学的学风，通过言传身教，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人。